三、穩定低生育水平是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素
穩定低生育水平是建設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關鍵因素之一。我國幅員廣闊，自然資源的總量比較豐富，但人均耕地、淡水、能源、礦產等資源的相對不足仍十分嚴重。而且在資源、環境的利用、管理方麵還存在浪費性消費、破壞性開發等問題，因此，建設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已成為我國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課題。而這一課題的重點是資源和環境的合理利用和保護。我國“十一五”規劃中為人口、資源、環境設立了約束性指標，如人口增長率不超過8‰，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耕地保有量不低於1.2億公頃，森林覆蓋率提高到20%。其實，這些問題背後的終極製約因素是人口這個要素，但現在大多數人對人口這個關鍵因素重視不夠。
在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問題中，人口才是最關鍵的因素。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壓力歸根結底是人口數和人口消費力的合力造成的。日本學者黑田俊夫把全球環境惡化的原因比喻為兩個“炸彈”：“人口炸彈”（主要在發展中國家體現）和“欲望（需求/消費）炸彈”（主要在發達國家體現）。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人口炸彈”顯然是存在的，而我國又是一個經濟迅速騰飛的國家，人們的生活水平、消費能力及消費需求也在不斷提升，因而，“欲望（需求/消費）炸彈”的威力也在不斷增加。如果說早年羅馬俱樂部在《增長的極限》中所提出的觀點屬於警世危言的話，那麼，重溫《人口炸彈》（“Population Bomb”）作者保羅·艾裏奇（Paul Erich）概括的I=PAT公式，則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在這個公式中，“I”（Impact）為人類對環境的壓力，“P”（Population）為人口，“A”（Affluence）為消費、需求，“T”（Technology）為科學技術，這裏的技術因素按現代的理解，應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管理科學、行為科學、人文科學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是正麵影響和負麵影響的交織。有必要指出，在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壓力公式I=PAT中，人口的增加是對生態環境的一種壓力，是線性的正相關，需求（A）對生態環境的壓力則是一個加速倍增的正相關關係，科學技術（T）這個因素有兩麵性，能緩解壓力，也有可能加劇壓力的一麵，因為科學技術進步會刺激人們的需求和消費。這些觀點為我國穩定低生育水平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
在我國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深刻體會到眾多人口給資源、環境帶來的直接和間接的壓力。為了解決龐大人口的生存、就業、發展等問題，必須盡可能地挖掘、利用有限的資源和環境。當人口膨脹的壓力加大，對資源環境開發和利用、管理的水平科學化程度還不高時，人對資源環境的直接或間接壓力通過人口的吃飯、就業、居住、交通、閑暇生活等引致對資源環境的破壞，如毀林開荒、陡坡開荒、超載放牧、圍湖造田、小化肥、小五金等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原沙漠化、陸地下沉、大氣、水土汙染、動植物種群遭到破壞等問題。如何協調好人的發展與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一直是我國在發展中麵臨的兩難抉擇。
1992年，新德裏世界科學院院長峰會指出，從長遠來說，唯有通過“科學技術+人口+社會科學”多條途徑，再加上科學的決策和不斷提高人們的資源、環境意識的合力才能最終解決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其中，穩定低生育水平，減輕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是建設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戰略舉措。
四、穩定低生育水平是向人才資源強國轉變的選擇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龐大的人口意味著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這使得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依然不可小視。印度也是一個人口大國，2005年，印度與中國的人口之和達25億左右，占世界總人口的38%。2000年，中國15～64歲勞動力年齡人口高達8.7億、印度為6.2億。【65】為了形象地說明中印兩國因龐大的人口對今後世界的發展的重要影響，有人把中國（China）和印度（India）合稱為CHIN-DIA。
有意思的是，中國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提倡家庭計劃的國家，但目前印度的生育水平卻顯著高於中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TFR）維持在1.8的低水平上，印度則處於3左右。據聯合國2006年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印度人口將在2030年前後超過中國。同時，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按每萬人中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數或大學生數來衡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印度都大大高於中國。直到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大學生人數倍增，情況才有所改變。但至今在國際社會上的公務員、科學家、醫學和法律專家的人數中，印度仍占很大優勢。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是人口大國，但還不是人才大國。
未來國家間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如何充分開發人力資源、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是提高我國核心競爭力的關鍵。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強調，實施人才強國戰略是抓住戰略機遇期、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的必然要求；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麵的必然要求；是增強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66】而我國的勞動力數量雖然豐富，但質量卻不夠高，勞動力的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還較低。資料顯示，我國15歲以上國民受教育年限僅為7.85年，25歲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42年，兩項均達不到初中二年級的水平。【67】這與現代化生產對勞動力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由此，造成了我國的勞動力主要集中於低技術含量的工作崗位，勞動報酬低，創造的社會財富也相對較低。因此，我國在未來的發展和國際競爭中，必須把龐大的人口數量轉化為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
實現這種轉變的一個根本前提是人口數量增長必須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因為提高人力資源質量是一項係統的社會工程，教育、培訓、保健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投入。這些投入主要靠公共財政和家庭支出。教育經費的投入直接受製於新增人口的規模和速度。在人口高出生率的情況下，大量社會投資將被新增人口消耗掉，用於青少年普及義務教育的經費尚“捉襟見肘”，用於提高教育水平的經費更受限製。穩定低生育水平，可以持續地把人口投資轉化為人力資本投資，並更多地投入到教育、衛生部門和科學研究領域。自第二次人口普查以來，我國0～14歲的嬰幼兒、青少年人口一直在3億以上，僅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6～14歲適齡年齡段人數就在兩億左右。中國是“窮國辦大教育”，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難以同時兼顧，因此，我們認為，中國人口受教育年限短，高等教育入學率、學生在校率和每萬人口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低與龐大人口基數極有關係。穩定低生育水平就可以在教育普及和教育提高上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五、穩定低生育率，TFR保持在1.8左右
低生育水平究竟應該低到什麼程度？是不是越低越好呢？這些問題是關係我國未來人口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必須進行審慎分析。根據人口發展的特點，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生育水平並不是越低越好，總和生育率（TFR）穩定在1.8左右在一個時期內是較優的選擇。
總和生育率指假設婦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總數。由於它能很好地說明婦女的終生生育數，因此，它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標之一。雖然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在過去約十年的時間持續保持在1.8左右，已經進入低生育國家的行列，但由於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影響，現在的低生育水平還不穩定，依然麵臨反彈的壓力，加之由於人口基數大，我國每年出生人口仍在1600萬以上，1.8的總和生育率既能夠穩定現有的生育水平，使我國人口增長不超過15億，達到人口峰值後放緩且不會急劇下降，又比較符合群眾生育意願，有利於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不少人擔心我國穩定低生育水平的話，今後人口老齡化、高齡化時獨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沒有子女照顧，這種擔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TFR穩定在1.8就意味著獨生子女隻是一代人的政策，不要求獨生子女隻生一個孩子。而且在現代社會，家庭規模縮小是必然的趨勢，企圖完全在家庭範圍內而不依靠社會力量養老育少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麵，社會經濟政策往往比依靠提高生育率更及時、更有效。高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對中國的發展可能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是不明智的。
對於中國的適度人口規模有許多設想和方案，筆者認為，用TFR比適度人口規模更科學，更有可操作性，因為TFR1.8可作為一個監測指標，能夠防患於未然。一旦發現TFR偏離1.8較多，就可以采取恰當的人口、社會經濟措施，因為很多指標都同TFR有明確的數量關係，有極高的相關性，所以用TFR1.8來衡量還具有簡潔明了的特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伊始，我國應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同時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等一係列挑戰，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之路。科教興國戰略是提高人口素質的根本教育觀就是對教育總的看法，一個人的教育觀實際上是他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在教育上的反映或折射，決定於他的曆史經曆、社會角色和認識能力。我從小學到大學、從出國留學到回國參加祖國建設，長達70年，或作為學生、教師，或從事研究，都同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有過不少想法和看法，但從未上升到教育觀的高度。我在大學學經濟，到美國留學攻讀工商管理和統計學。回國後，近50年幾乎都在中國人民大學從事統計學、人口學和老年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從參加院係調整、學習毛澤東思想、經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參加教育改革、學習鄧小平教育理論等，這些經曆對我的教育觀形成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在擔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期間和任兩屆民盟中央教育委員會主任期間，參加過多次對教育問題、教育立法的討論以及準備教育提案和建議的起草工作，在人口的調查研究中接觸到很多關於人口素質和教育的問題，加上改革開放後出國講學訪問、參加會議有五六十次，所有這些更新了我的教育觀念，促使我的認識向前發展。一、科教興國戰略是一項高瞻遠矚的發展戰略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把科教興國戰略寫進《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規劃的建議》中，江澤民同誌在中共中央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對此又進一步作了精辟闡述。這是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為實現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宏偉目標而提出的重大戰略措施，是對鄧小平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戰略地位思想的重大發展，是一項高瞻遠矚的戰略，是保證我國在21世紀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