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協力深入研究人口、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1988年我們開過同樣的關於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關係的會議，那時我們對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相互關係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複雜性的認識遠不如今天。對於這個論題的討論，在座的蔣正華副委員長、曲格平主任都是我國的先行者，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前後就已開始探索和研究並已作出了很大貢獻。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收到世界觀察所寄給我題為《可持續社會》（Sustainable Society）一書中，第一次聽到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以前聽到的是“發展”、“社會經濟發展”和“持續發展”，等等。在這本書的封麵引了一個警句：“（我們的家園）不是先祖傳給我們的，是我們從子孫後代借來的。”（We are not inherited from our fathers but we are borrowing from our children.）這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及至1992年全球環境與發展會議，1994年開羅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和1995年哥本哈根會議，使得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推動到更高和更加理性化的階段，成為全球行動的一種共識。
在20世紀80年代初人們已經意識到人口研究決不能僅就人口論人口，人口問題的本質就是發展問題。這點在我國就更加貼切和突出。我國50周年大慶剛過，50年前中國貧窮落後的麵貌像我這一代人都曆曆在目。在這半個世紀裏，中國的麵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5倍，年平均增長9.7%，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躍居全球GDP的第7位。這件事發生在占世界人口1/5以上、自然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十分脆弱和經濟科技落後的我國。不言而喻，在這樣短的時間裏，取得這麼多的財富，而且是在高能耗、高投入和低生產率的情況下實現的，從另一個方麵說明我國向地球的索取又多又急，這就不能不付出沉重的生態代價。因為今天我國不具有發達國家工業化時的資源、環境的承受力，也不具有今天發達國家的資金、人才和技術優勢，但發展是硬道理，我們不能有任何懈怠，因此我國必須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即人口、資源、環境、發展相協調的道路。
在改革開放前，我國在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上曾經對人口、資源、環境的作用和影響沒有足夠的重視，如果有人強調人口的重要性就會被扣上“人口決定論”的帽子，如果強調資源和生態環境的製約性，就會被扣上“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帽子，這兩頂帽子都在當時被視為理論的錯誤。這就使得在一個時期的經濟發展上，人口、資源、環境“鴉雀無聲”，使得“誤區”不能及時得到糾正。過去一個時期，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地位上，人口與資源環境可以說是一對“難兄難弟”。客觀規律是不能違反的。
改革開放後，我國先明確把計劃生育定為一項基本國策，接著又把保護資源、保護環境定為基本國策，把科技興國和可持續發展作為兩項必須實施的發展戰略。1995年江澤民同誌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幹重大問題》的重要報告中，把“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和環境的關係”列為第三項重大關係。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在1997年調整專業目錄時，把人口經濟學擴展為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這是我國在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上作出的反應。我們十分讚成並願為此作出努力。這是我所在校黨委和研究生院的領導下召開這次會議的主旨。
對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相互關係協調研究，我們原有的單學科知識顯然是不夠的。因為許多問題的解決方案在一個部門、一個單獨學科看來是可行的，但在全麵綜合考慮和跨學科看來未必是最優的，甚至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負麵影響。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必須既考慮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也要考慮生態效益；既要考慮當代人的利益，也要顧及下一代的利益。這就必須對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原有的知識進一步深化，重新組織和調整，使之符合事物原來客觀聯係的本來麵目，打破目前的科學分工和學科界限，相互協作。學科的分工越來越細是科學發達的結果，但每門科學發展、成熟以後又各自自立門戶，這也是科學還不夠發達的表現。在當代，特別在研究複雜的問題時都必須跨學科才能解決。下個世紀我們需要更多懂得多學科的複合人才，才能從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總體上來把握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和作用。在下世紀，我國將著手實施西部地區開發的大戰略、大決策。西部地區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但人才缺乏，環境保護要求更高。我們不能再重複過去那樣“先發展、後反思，先遷移、後安排，先破壞、後修複，先汙染、後治理”的教訓。必須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統籌安排。我國下世紀的複合型人才的培養更為迫切。
百年樹人，培養善於駕馭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矛盾統一關係的複合型人才已是當務之急，千裏之行始於足下，現在就應用創新的思維，辦好我國的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專業。為了把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辦好，培養高質量的碩士生和博士生，首先要有高質量的教材和科研成果；但更重要的是更新觀念和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對建設好這門新興的、有創新意義的學科我提出三條意見供參考：
第一，必須明確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為我國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服務。科學產生於實踐的需要。這門學科之所以在世紀之交提出，正是反映我國在近20年來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在經濟效益、結構方麵還存在很多尚待解決的問題，特別是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關係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仍有待探索。這一學科涉及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係，研究內容十分豐富，但有爭議的問題是大量的，而且新問題層出不窮，因此這門學科要擱置一些一時難有結論的爭議，把主要精力放在我國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探索上。這門科學不但要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盡管這門學科歸屬理論經濟學，但要牢記理論的精通體現在實踐的應用上。
第二，要全麵理解發展的含義。本學科定位為經濟學，很容易又重新陷入隻偏重經濟增長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忽視經濟發展的老路。經濟發展包括經濟增長在內是不言而喻的。長期以來國內外所講的發展實際講的是經濟增長，談不上人類發展這一層次。經濟增長講的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增加，而經濟發展則有更深刻的內涵，它涉及生產是如何達到的，投入什麼，產出什麼，涉及一係列的結構變化，還涉及到產品的質量和對社會的適應性，不單講居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也要講居民生活質量。經濟增長並不總是帶來經濟發展，所以在國際上常講許多國家和地區“有增長，無發展”。顯然，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通常所講的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就是要求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和諧協調，決不能顧此失彼。過去講的發展有片麵性，隻講經濟發展不講社會發展；在那時人口增長的失控、資源的濫用和環境的破壞被看成無足輕重，導致今天受到大自然的報複，受到龐大人口的壓力已到非重視不可的程度，否則經濟、社會的發展難以繼續。
另一方麵也不能走到另一極端，把可持續發展視同環境保護，把人口的膨脹、人口結構、社會公平、代際和諧、人口素質、男女平等、民主、法製視為無關宏旨，到頭來也達不到持續增長的目的。這些在重理輕文、重物質文明輕精神文明的傳統觀念下，不是不可能出現的，這樣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就會成為環境經濟學或一些技術經濟學等，達不到建設一門理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目的。把這門學科變成人口經濟學、人口社會學也是片麵的。
第三，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不能單純停留在物質財富生產和創造，必須轉到人類發展上來。因為物質財富的增加不是目的，隻是一種手段，人類自身的發展才是終極的目的。進入21世紀的發展應以人為本，一切以人的發展為中心，包括人類有能力延長壽命、增進健康、獲取更多知識、參與公共事務等，至於有足夠的收入來獲取生存、發展和享受物質資料的能力更是一切的前提。因此在這門學科中一方麵要把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作為發展的條件；另一方麵也要把人口、資源、環境看成是人類發展追求的目標，把諸如適度的人口規模，高水平的人口素質和健康、長壽（人口老齡化）、優美的資源環境，作為提高人的生命質量和壽命質量的標誌和條件。這樣才不會重新陷入“有增長、無發展”的困境。
（本文原載《人口研究》，2000增刊）
衡量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客觀標準——兼論我國現階段提倡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孩子的經濟根據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已從1971年的2.34%下降到1978年的1.2%，現在已是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最慢的國家之一。就降低的速度來說，7年間下降了一半，在人類曆史上是空前的。就出生率來說，已同蘇聯、東南歐國家差不多。而生育率的水平實際上已經接近世界最低的西北歐國家的水平。70年代以來，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舉世公認的。
為了加速實現“四化”，我國還要進一步降低人口自然增長率。中央要求到1985年降到5‰左右。到本世紀末，人口能夠不再增加。這就要求我國人口出生水平必須降到低於西北歐國家，因為我國人口比它們年輕，人口的死亡率比它們低，而育齡人群的比重又比它們高。為此，我國提倡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孩子。我國現階段要求人口出生降到這樣低的程度，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為了使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適應。一、按人口平均的國民收入以盡可能高的速度持續增長是衡量我國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客觀標準人口發展必須和經濟發展相適應，這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前提，不過在不同社會製度、不同生產力水平下，對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要求是不同的。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要求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盡可能自覺地來適應。這就提出一個重要問題：怎樣才算適應？衡量二者相適應有無客觀標準或尺度？這個標準或尺度是什麼？
有人認為隻要新出生的人口都能養得活，或者說能吃飽穿暖，就是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適應了。按照這個標準，我國和世界的人口還可以大大地增加，但這就談不上提高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質、人類進步了。有人認為生產增長必須超過人口增長才算是適應。按此標準，如果不規定超過的程度，那麼大多數情況下，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都可列入適應之列。因為一般情況下，物質資料生產的增長都能超過人口增長。例如我國解放後生產的增長都超過了人口的增長，但是不能由此就認為解放後我國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了。也有人認為，勞動適齡人口能充分就業就可以說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了。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都有勞動權，國家對有勞動能力的人口都作就業安排。而且一定時期就業的人口都是十幾年或二十年前出生的，現在出生的人口要經過十幾年或二十年才成為勞動力需要安排就業，人口出生與就業之間有個時間差距。顯然很難直接以充分就業作為適應的標準。有人認為，能否提高勞動生產率就是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是否相適應的標準。但是，人口中直接參加物質生產的隻是一小部分，而且勞動生產率的概念和計算範疇又很複雜，以它作為衡量適應的標準也有一定的困難。此外還有其他的衡量標準，就不一一列舉了。
我認為在我國加速實現“四化”的現階段中，應該以“按人口平均的國民收入（下稱人均國民收入）能以盡可能高的速度持續增長”作為衡量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因為：
（1）這個標準不是簡單地以生產總量作為衡量的標準，而是把人口增長和物質產品的增長結合起來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