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在《月亮與六便士》裏寫到人們對天才畫家思特裏克蘭特德的不同認識時，借另一個畫家戴爾克·施特略夫之口說過這麼一段關於創造者與欣賞者之間關係的話，可以作為千古真理來看待：“為什麼你認為美——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會同沙灘上的石頭一樣，一個漫不經心的過路人隨隨便便地就能夠撿起來？美是一種美妙、奇異的東西，藝術家隻有通過靈魂的痛苦折磨才能從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來。在美被創造出以後，它也不是為了叫每個人都能認出來的。要想認識它，一個人必須重複藝術家經曆過的一番冒險。他唱給你的是一個美的旋律，要是想在自己心裏重新聽一遍就必須有知識，有敏銳的感覺和想象力。”
而寫作，更多的時候其實是作家的一種傾訴。傾訴自然是需要傾聽者的，當他想象著傾聽者會認真耐心地聽他述說的時候，能夠寬容和理解一切他想要表達的東西的時候，他一切寫作的激情、寫作的潛能才會被激發出來，他才會急切地要把自己的心肝肺、把自己全部的奇思妙想都掏出來，獻給傾聽者、閱讀者。因為他知道，他能從傾聽者、閱讀者那裏得到和鳴，得到理解，得到鼓勵，得到讚美，以及坦誠的批評。
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你看到的，就是你想要看到的。其實這話還可以引申一下，你看到的，隻能是你所能看到的。這話可以適用於一切藝術門類，電影、繪畫、文學、歌唱、民間藝術等等，一個觀者、讀者、聽者他自身具備怎樣的才華、素養和體驗能力，他就能從對作品的閱讀、傾聽、觀賞中感知到怎樣的美或醜、善與惡、快樂或痛苦，獲得他所能體驗到的怎樣一份心靈享受。
所以，才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鍾子期之於俞伯牙，才顯得如此珍貴，珍貴到唯一，唯一到不可替代。
藍玻堅持不懈地給葉子、常浩、永廉法師寫著一些永不會發出的信，就是基於他知道，他們能聽懂他，而且，也願意傾聽他的訴說。當他一落筆，在郵箱的收件人那一欄裏寫下他們的名字、他們的收信地址時，就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呼喚他們，在守候他們，期望他們會在空閑的時候放下一切俗務和教務，全心全意地來聽他的傾訴。
每每此刻，他的遠在萬裏之外的孤寂的心，就會因為能感受到他們、貼近他們而感到無限溫暖。
在溫哥華的最初幾個月裏，偶爾也會體會到這裏的人因從小所受教育的不同，而與國人在對待一些事情上所存在的觀念的差別。
那時候藍玻也記日記。有一件事，因為印象深刻，他比較詳細地記錄了下來。
藍玻翻出自己的日記本，找到這一頁。
在最初的激情過後，夢想開始被語言、生計、課程等等現實問題所擠壓和漂洗，由蔥蘢漸漸至於淡黃，溫哥華的豐沛物質、溫和氣候、寧靜而優雅的城市品質，都隻成了風光無限好。而內心的風暴卻令我無處遁逃。
與傑西的相逢，使我漂泊無定的魂和漸至於萎黃的夢想有了新的依靠，以及全新的煥發。
這一頁紙下麵是一些胡亂的英文單詞。大約藍玻是想到什麼就寫下來，然後又一邊記單詞吧？過了幾頁，又有了中文的記敘。
那是一個無法預計的偶然。在從VCC回UBC的路上，突然遇到兩名從天而降的歹徒（或許用歹徒一詞有些過，因為他們也不過是十七八歲的孩子，也許如他們後來在警局所言隻是好玩，也許確有某種企圖？我沒有深究），一個用一根短棍卡住我脖子，另一個就來搶我的包，那包裏可是放了我的護照、信用卡以及大部分現金啊。於是拚死護住，並大聲呼救，心裏十分懊悔沒跟奇人討學些功夫。
那搶包的男孩就給我一拳，拿棍的孩子也在我喉結上使了勁，一陣窒息，幾乎令我以為自己已經死了，下一秒鍾等我得以喘氣可以咳嗽時，那兩個男孩已不見蹤影，眼前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和善男人在關切地看我。
他就是傑西。
救了我的命，保住了我的身份證明，還有我的錢、我的課本。
我向他深深鞠躬道謝，然後準備回家。
可傑西叫住了我。
他看著我的眼睛，急切地說著英語。當時我的英文還不大好，隻隱約聽他說要到警察局報案的話，就搖了搖頭，心想自己在這裏人生地不熟的，既然沒搶走我的東西，我也沒受傷，也就罷了，中國的俗話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結些無名之仇，將來隻怕會難辦。就對他說，不用了，謝謝。
可是傑西堅持讓我去警局報案。
那兩個家夥很快就被捉拿歸案。
後來傑西對我說，如果任由犯了罪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在外麵逍遙，他們會不知悔改，越滑越遠。報警懲戒，實則是對他們的一種及時的拯救。
因為這件事，我開始認真思考東西方教育體係思維方式的不同。
藍玻將對這些事情的感受都發給了常浩和葉子。
讀若兮的UBC記憶時，看到她筆下的天體海灘（Wreck Beach），藍玻心中就有一份十分親切的感覺。
記得他第一次去天體海灘時，是西裝革履的，在那一大群白花花的裸體中，煞是醒目。居然會第一次因為衣著端莊而感到窘迫。這種感覺，沒到過天體海灘的人是無法體會的，雖然海灘並不強求所有的人都要脫光，而隻是任人自便，所謂“Clothing is optional on the beach ahead”（前方海灘可免衣裝），是可免，而非必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