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裏爾克的尋找 (1 / 3)

1.裏爾克的第二故鄉

就像許多偉大的作家與藝術家一樣,裏爾克也有兩個故鄉。第一個故鄉是確切的:他的出生地布拉格。至於所謂的第二故鄉,則要模糊得多——甚至可以說它是移動與變幻的。布拉格從來就不曾使他感到滿足,反而增強了他的背叛意識:“在那種環境中,藝術空氣稀薄得和上世紀八十年代差不多,倘若一心兩用,藝術的真實和堅定要站穩腳跟,簡直匪夷所思。為了在藝術上真正起步,我隻得和家庭、和故鄉的環境決裂,我屬於這麼一種人:他們隻有在以後,在第二故鄉裏才能檢驗自己性格的強度和承載力。”於是,1897年,21歲的裏爾克遷居慕尼黑,不久又去了柏林——從此開始了他對真正意義上的故鄉的漫長的尋覓與考驗。他一生都在四處漂泊。但他屬於這麼一種旅行家:並非把旅行本身當作目的,而是為了尋找真正的歸宿才出發的。走來走去,就是為了換一雙合腳的鞋子。

1899年,裏爾克與自己生命中極重要的一個女人——薩洛美及其丈夫共同踏上俄羅斯大地。他對俄國的憧憬,肯定跟這位女友有關:薩洛美是俄國將軍的女兒,生於彼得堡,她仿佛使裏爾克提前感受到了俄羅斯的情調——或者說,她本身就意味著俄羅斯對詩人裏爾克的邀請。“通過一個與我過從甚密、將俄國和自己的天性融為一爐的人,俄國在我踏上它的軀體前兩年就深深地打動了我。”愛情幫助裏爾克尋找到了第二故鄉——或者說,愛情帶給了流浪的裏爾克以故鄉的感覺。在薩洛美的陪伴下,裏爾克在抵達莫斯科的第二天晚上就拜訪了71歲高齡的老托爾斯泰,後來又結識了繪畫界的列賓與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他的兒子是未來的大詩人)。第二年,在經過精心地準備(研究了俄國的語言、文學、藝術、曆史)之後,裏爾克又與薩洛美結伴重遊俄國,並且再次訪問了托爾斯泰——“在這位耋耄老人麵前,你即使不願受製於他父親般的威嚴,也總感到自己像兒子一樣。他比上次顯得瘦小、傴僂、蒼白,但是他的雙眸卻不受衰老軀體的影響,炯炯有神地端詳著來客,在不知不覺中賜予來客不可言傳的福祉。”可以說,俄羅斯是以托爾斯泰的形象出現在裏爾克麵前,他一下子就被這種古老的文化給震懾住了——仿佛遇見了精神上的父親。裏爾克不由自主地成為了被認領的孩子。直到幾年之後,他仍然告訴薩洛美:“我賴以生活的那些偉大和神秘的保證之一:俄國是我的故鄉。”甚至在1926年他逝世前幾個月的書信中還承認:“俄國(您在我的書,比如說《時辰的書》中可以看到俄國)在某種意義上成了我體驗和接受的基礎,就像1902年後的巴黎——巴黎還是不能和俄國比肩——成了我創作願望的基礎一樣。”如同他與薩洛美所保持的終生的情誼,他也一直不曾改變對俄羅斯的認識:那是上帝居住的地方。

霍爾特胡森解釋過裏爾克的俄羅斯情結:“裏爾克視為故鄉的既非布拉格,也不是慕尼黑或柏林。在他看來,故鄉意味著一種特別‘親近’或‘緊密’的開放性中的人道現狀總和。故鄉是一種以啟示的形象出現的,始終處於被感情奉為神聖的狀態之中的存在整體。存在的環境氣氛可以變換,可以是巴黎、托萊多、瑞典或意大利,但是俄國卻不同,它是無定形的基元,是‘上帝’、‘人民’和‘自然’之間兄弟般的強大組合,是存在的‘創造’性質。裏爾克在此獲得的這一堅定信念終生不渝。”繼俄國之後,裏爾克又有了新的第二故鄉:巴黎。就像俄國有托爾斯泰一樣,巴黎有羅丹——裏爾克幸運地受教於羅丹門下。俄國的宗教氛圍和巴黎的藝術氣息,分別給了裏爾克以濡染——他終生都力圖把這兩種神話在詩歌裏結合起來。如果說俄羅斯是他的教父,巴黎則是他的師傅——他生活在巨匠的身邊,羅丹的雕塑及其深遠的古希臘羅馬文化背景使裏爾克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他心甘情願地成為這種文化的學徒。應該說,是巴黎重新塑造了作為詩人的裏爾克。

裏爾克的履曆裏還出現過以下國家與地區:西班牙、意大利、埃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他最後選擇的第二故鄉則是瑞士。他死在了那裏。如果生命是無限的話,他是否還會繼續遷徙?是否還會有新的選擇?

裏爾克逝世前半年在給“一位年輕女友”的信裏重溫了使自己產生過依戀之情的“若幹國家”:“由於我自己的命運一再表示寬容和忍耐,我不僅可作為旅遊者在這些國家逗留,而且還能真正地居住在那裏,與那裏的現狀和過去融為一體。”對於裏爾克而言,正如故鄉不是惟一的,生命中的第二故鄉也同樣可以是複數。一個人可以擁有許多個故鄉——就像他一生中可以產生無數次愛情。但是作為一個無比注重心靈感受的詩人,對第二故鄉的選擇又是很挑剔的:既要有安慰靈魂的歸宿感,又要有激發創作激情的新鮮感——這本身就是矛盾的。於是他會反複地比較,又不斷地更換。

“我幾乎仇視過祖國。對一個祖國我幾乎是仇視過——但昨日我見到了戈裏岑,於是我便和我的祖國和好如初。”這是普希金的詩句。可見普希金曾經對人隻有一個祖國感到過不滿。對於世界主義者或屬於全人類的文學大師而言,國籍確實是一種束縛。好在人隻能有一個祖國,卻可以有許多個故鄉——精神上的,感情上的。裏爾克超越性地把第二故鄉的概念作為人生的信條,從此,異鄉不再是異鄉——或者說得更確切點,並非所有的異鄉都是異鄉。這是遊子最需要的安慰。同時,這一巧妙的概念,也幫助詩人達成了對時空的逾越。

青年裏爾克曾經把丹麥作家雅各布森視為“精神上的旅伴和情感上的現實”。在他生命中產生過類似效果的還有梅特林克、托爾斯泰、羅丹、塞尚、羅曼·羅蘭、弗洛伊德、普魯斯特。霍爾特胡森發現:“任何一位曾經成為裏爾克的注目對象和學習榜樣的藝術家,都不是僅僅以若幹長處或題材吸引他的。贏得他青睞的藝術大師對他來說都具有一種與他的第二故鄉不相上下的意義:他們在一種特別強烈的可感性中體現著人類事物的、甚至全部存在的總體。”第二故鄉的概念又被擴大化了。不僅可以標誌著一個個美麗的國家或城市,也可以用來形容影響過自己的優秀人物——他畢竟或多或少地提供過哺育我們成長的養料。我們為之感到親切、友善,而且不無謝意。在尋找第二故鄉的過程中,不可能缺乏這類能夠提供力量與方向的精神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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