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們對馬雅可夫斯基存在著最嚴重的誤讀現象。
我們更多地以為十月革命後的馬雅可夫斯基就是其全部了，所以他給人的印象是天生的廣場朗誦家、諷刺的蜜蜂抑或爬樓梯的人（他一度建立了富麗堂皇的“樓梯式”詩體）。甚至他逝世時，阿·瓦·盧那察爾斯基還代表當時的社會如此評價：“社會活動家馬雅可夫斯基、革命喉舌馬雅可夫斯基是不可戰勝的，任誰也沒有對他進行過任何打擊，他仍然完整無損地巍巍聳立在我們麵前……幾乎是在臨死前，他放開喉嚨宣告了自己對偉大事業的一片忠誠，為這事業他已獻出了自己的一生和自己巨大的才華。馬雅可夫斯基是屬於我們的，馬雅可夫斯基是無產階級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是我們正在建設和為之奮鬥的未來時代的詩人……”幾乎沒有誰敢於懷疑這個詩歌巨人創造的神話。
然而我們忽略了未來派時期（1912～1917）的馬雅可夫斯基：曾經是一朵“穿褲子的雲”——他也有過空虛的時候。其實真正的詩歌並不是與空虛對應的，恰恰相反，空虛更容易造就一種抽象的美感。聽一聽他空虛時的呻吟：“我希望我的祖國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我隻好/像斜雨/一樣/從祖國的土地/一旁/走過”。正是這首空虛的詩歌改變了我對馬雅可夫斯基的看法。馬雅可夫斯基後期像個撒傳單的鼓舞者，但他眾多的詩歌傳單中至少有這麼一張，是寫給自己的——隱晦地張貼在內心的牆壁。這供自己一個人反複吟誦的傳單，或許比其他萬人爭讀的傳單更具靈魂的震撼力——最低沉的反而是最嘹亮的，最傾斜的反而是最正直的。馬雅可夫斯基一生暴風驟雨般的詩行中，居然還刮過這麼幾縷在時代邊緣徘徊的“斜雨”，極其個人化的“斜雨”——隻能說我們還遠遠未能了解他那海洋般深廣的胸懷。我們對馬雅可夫斯基的認識，存在著死角。正是在這被忽略的死角裏，收藏著一場微型的風暴——以那憂鬱的斜雨作為象征。因為這首詩提供了潛在的證明，馬雅可夫斯基37歲時那令人費解的自殺（1930年），也具有合理性了。他並不真是個快樂的詩神，強壯的體魄遮蓋了精神的脆弱，積極的姿態掩飾著內心的悲觀。性格的雙重性，顯得有兩個馬雅可夫斯基：一個屹立在時代的中心，另一個則徘徊在邊緣地帶；一個在萬眾矚目的舞台上朗誦，另一個則在冷清的角落低吟。究竟哪一個更真實？或者說，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哪一個離詩歌的本質更近？
其實，即使馬雅可夫斯基本人，恐怕都不知道該做哪一個更好。當然，他還是做出了選擇：放棄渺小的自我，投身於廣大的社會。以社會代言人的形象出場，或許更能滿足他內心需要的某種成就感吧。1924年他完成了長詩《列寧》，在許多工人的集會上朗誦。他自己也曾為這首詩非常擔憂，因為它很容易被人貶低為一篇普通的政治筆記。但是這種真實的擔憂很快就被淡忘了：“工人聽眾的態度使我高興，並且使我堅決相信，這首長詩是必需的。”
以至到了1928年，他在《無產階級真理報》上的發言——態度就更為堅定了：“人家對我說：您幹嗎到處旅行和讀自己的詩呀？這是舞台表演的事，而不是您的事，不是詩人的事！胡說八道！正是我的事！僅僅是我的事！我喜歡這個能傳播我講話的敬愛的麥克風，遠遠超過不論什麼出版物的三千印數。”他一味滿足於傳播的形式乃至傳播渠道的暢通，很少有時間斟酌，反思自己傳播的內容了。沒準他願意自己的聲音變得粗糙一些吧：“我總用自己的肺的力量和洪亮有力的嗓音肯定我的觀點，我並不擔心我的作品將要被淘汰。”他恐怕忽略了，對於真正的詩人而言，心有時候比肺更重要，心的律動也比肺活量更重要。
看著他1928年1月出發到俄羅斯聯邦各城市作巡回演說並朗誦詩作的裏程表：到了喀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彼爾姆、維亞特卡，然後到烏克蘭，再後到克裏米亞。詩人一生的最後三年中，在蘇聯各城市舉辦自己的晚會達兩百次以上。據他統計，他的聽眾每年平均超過六萬人。馬雅可夫斯基成了那個時代惟一的明星詩人。也正是在那個時代，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被深深地壓抑著，卻仍然在堅持自己微弱的聲音。利·金茲堡回憶1927年的一次聚會，布赫什塔布“不很適宜地問起馬雅可夫斯基有關帕斯捷爾納克如今正在寫的作品來。”“他在寫詩，寫得愈來愈短。”“寫得短，這很好喲。”“為什麼好？”“因為長的東西不給他出版。”
馬雅可夫斯基說：“那有什麼。短詩容易寫，五分鍾，就齊了。可當你寫長的詩時，畢竟需要坐上20分鍾。”他自己恐怕也意識到這番評價是站不住腳的。詩歌的優劣，並非由篇幅或寫作時間的長短決定。剩下的時間馬雅可夫斯基有點坐立不安，盡開一些平淡無味卻又令人不快的玩笑——並且提前走了。金茲堡說：“見到的是完全另一副樣子的馬雅可夫斯基，緊張而憂鬱。”
馬雅可夫斯基那天的緊張和憂鬱其實是必然的。或許，他開始懷疑自己了吧。懷疑腳下走著的是否真正是屬於自己的道路。他很少回想起創作《穿褲子的雲》時的自己了，那簡直像一個遙遠的陌生人。1915年他經常選擇黃昏時分在海灘散步，寫下了這部早期的代表作。在莫斯科近郊的避暑地，他念了幾段給高爾基聽。“深受感動的高爾基在我的背心上滴了許多眼淚，他聽了這幾段詩而傷心起來，我微微有點自負。很快就明白，原來高爾基在每一個詩人的背心上都要流淚的。我仍然把這背心保存起來，將來可以讓人拿到外省的博物館去。”不管怎麼說，馬雅可夫斯基早期的自負和晚期的自負，在性質上還是有區別的。依靠詩歌使一個人流淚，不見得比使千萬個人鼓掌更容易。
因此，這個緊張而憂鬱的馬雅可夫斯基反而更令我感動。或許這意味著他內心的某種痛苦的覺醒吧。這至少比我們印象中那位春風得意的明星詩人更為真實。我們對馬雅可夫斯基確實存在著某種誤會。
我又聯想到馬雅可夫斯基那一段“斜雨”一樣飄飛的詩句了。那不被了解的踽踽獨行的斜雨。那有時候一根羽毛就能壓垮的已承擔了千斤重擔的身軀。我估計馬雅可夫斯基在自己的數百場演出中，從來就不曾朗誦過這憂傷的“斜雨”——並不是擔心聽眾不懂，而因為這是留給自己的獨白。沒有誰意識到熱情似火的馬雅可夫斯基，居然也有消極的一麵——他把這場“斜雨”藏匿得太深了。因此聽說他自殺的消息，幾乎每個人都備感吃驚——就像發現神也會生病一樣。
馬雅可夫斯基在我眼中，是一位不幸的幸運兒。好在他自己知道怎樣從神壇上走下來——而不是由未來的人們去推翻，他也這樣做了。雖然他邁出的最後一步挺殘酷，但打碎自己的神話，也是需要勇氣的。使馬雅可夫斯的真實麵貌凸現出來的《斜雨》，令我怦然心動的《斜雨》，其實並不是一首完整的短詩，而是他詩篇裏的一個段落——這幾行稍顯消極，不符合自己在大眾心目中的一貫形象，他用了比創作更大的力氣把它刪去了。然而這被刪除的不和諧音（就像突然從內心深處冒出的泡沫），一點也不顯得多餘，反而比保留下來的其他部分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這個問題上，馬雅可夫斯基作出的判斷與掩飾是失誤的：他誤會了讀者，也誤會了自己。有人正是讀到了這個被省略號代替的段落，才對作者深居簡出的靈魂產生了憐憫：“祖國是了解他的，也了解他所拋棄的那些美妙詩篇。”他隱秘地舍棄的並非情感的垃圾，而是混雜在塵土裏的金屑——這是在巨匠的手工作坊裏很容易發生的事情，很容易造成的損失。他在刪節的同時，也按照錯誤的理想模式篡改了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個完人，一尊沒有缺陷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