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曼德爾施塔姆（1891～1938）肯定是近年來的事情，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對俄蘇詩歌的認識，一直停留在從普希金、萊蒙托夫直至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段。曼德爾施塔姆僅僅是個新出場的局外人——在他死去半個多世紀之後，我才聽說了這個名字，並且讀到他的作品，包括一部叫做《時代的喧囂》的自傳。這是一位個人的嗓音長期被時代的喧囂淹沒了的詩人。
豈止僅僅是我，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如此。即使是現在，如果知曉我們北方偉大的鄰邦曾經有這麼個人——就算是比較及時了。他的價值至今還未被完全發現。
甚至在他的祖國，他的命運也不見得好到哪兒。作為一度被“封殺”的詩人，他的作品在圖書館裏也是很難找到的。況且他又不像帕斯捷爾納克那樣幸運（其實也隻能算作“不幸中的萬幸”）——生前獲過諾貝爾文學獎。在同時期的同類詩人中，他幾乎是最遲浮出海麵的一個。以致某些評論家稱之為“熟悉的陌生人”——可惜這種陌生感並不是他自己刻意營造的。流放者的靈魂雖然歸來了，卻仍未能從那深厚的寂寞中完全擺脫。他的詩歌仿佛一直凍結在巨大的冰塊裏——即使終於取出來了，沾帶的冰屑還在慢慢融化；以至我閱讀的時候，依舊感受到那似乎已透徹到骨髓裏的寒意……
曼德爾施塔姆確實是個流放者——不僅指精神上，還包括他的身體、他的生命。他一生幾乎都是在被捕、服刑和不間斷的流放中度過的。早在內戰時期，他就兩麵受敵，先後被紅、白雙方的軍隊拘禁在高加索等地。1918年又因所謂的“勃柳姆金事件”，逃離莫斯科而遠足高加索與克裏米亞地區，以躲避“契卡”的報複。1934年他還是被正式逮捕了（據說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亞戈達親自發布的命令），判處3年徒刑。在北馬拉爾地區卡馬河上遊的切爾登小鎮，他企圖跳樓自殺，結果摔斷了胳膊（連死神都在拒絕他並戲弄他）。這次未遂的自殺行動，畢竟使他獲得了另選一處流放地的權利，他選擇了沃羅涅曰。1938年，他恢複自由還不滿一年，又被判5年徒刑而直接從切盧斯吉精神病院押往遠東地區。這無休止的放逐肯定使他快瘋了。結果刑期未滿就死於集中營——甚至連葬身之地都失傳了。詩人除了留下一堆潦草的詩稿外，連一塊墓碑都未留下——甚至他的作品也長期被打入冷宮。
曼德爾施塔姆活著的時候，是否懷疑過命運——懷疑命運本身就是一場沒完沒了的惡作劇？他隻能匆匆地退場了。連頭也不願回，人們總以為梵高是最不幸的藝術家了，其實跟曼德爾施塔姆相比，梵高起碼擁有人身的自由。曼德爾施塔姆是不甘心被流放的，又不得不一次接一次地踏上流亡的道路。如果說有一位詩人生前就在地獄中掙紮了，那無疑指曼德爾施塔姆。生活的磨難無窮，使他幾乎不懼怕真正的地獄了。遺憾的是，地獄都一度將其拒之門外——而不給予他所期望的逃遁與解脫。
布羅茨基為曼德爾施塔姆寫過一篇《文明的孩子》：“在本世紀，他或許比任何人都更有資格被稱為屬於文明的詩人。”然而正是這最熱愛文明的詩人，卻遭受過最野蠻的打擊，他成了集中營裏的大師。據說他的創作頂峰，就是在沃羅涅曰流放時期的詩歌。他的《沃羅涅曰詩抄》中有一首：“告密者們啊，我的告密者們！/我將記住沃羅涅曰的黑夜，/記住喝剩的香檳酒的聲音，記住夜半從紅場傳來的汽笛。/住口，藏進自身，/不要問幼芽怎樣脹大身體……”
曼德爾施塔姆18歲時寫過一首詩：“我被賦予了軀體，我有何作為，/麵對這惟一的、屬於我的軀體？/為了呼吸和生活的靜靜歡樂，/請問，我該向誰表示感激？/我既是花匠，我也是一朵花，/世界的監獄中我不是孤身一人……”仿佛無意識地做出自己一生的預言。讀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我無法克製一種心痛的感覺，卻又無能為力。如果有上帝的話，上帝也會心痛。上帝是否也同樣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