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盯著房價本身的調控措施注定無法達成製定時的美好初衷。不是房價高，而是貧富差距過大，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財政體製以及行政體製，養人壓力使得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都很難抬起頭來。
財政部再次下發《關於加快落實中央擴大內需投資項目地方配套資金等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指出地方各級政府土地出讓收益等各類政府性基金等收入，可以用於地方政府籌集配套資金的渠道，以解決中央投資項目中地方配套資金缺乏的問題。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蘇明曾表示，實際上地方能掌控的土地淨收益並不多，2007年隻有4000多億元，“這些資金很多要進行城市建設，也要彌補別的資金缺口，有的甚至用於還貸款。能多大程度上用於中央投資配套，是一個未知數。”他說。
地方政府無多餘財力為項目提供配套資金支持，已經成為4萬億投資中最嚴峻的問題。而很多人認為地方政府純粹隻吃土地財政飯，這種觀點實際是有偏差的。
在我多年的工作實踐中，我看到的是，目前土地征用難度大、成本高。這個趨勢很難逆轉。這也是我一直堅持地價和房價仍將上揚的原因。
任誌強先生的文章《商品房不是普惠消費品》說的沒有錯，原因還是不是房價高了，而是地價越來越高，住房成本越來越高。如何把房價降低到普通消費者能夠承受的水平？
有人認為可以通過土地無償或者低價征收來降低房價成本，但是，這種做法是不可能的，也是觀念的倒退。最低收入階層目前是農民階層，城鄉剪刀差仍舊在加大而不是縮減。農民也是全社會最弱勢的群體，農民種地是不可能致富到可以追上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的，那麼隻有承認土地價值，也隻有推行土地流轉實踐或者商業征收土地，農民才可以解決眼前問題，才能致富，才能加快城市化進程。而無疑，土地低價征收才是對最低收入最弱勢群體的剝奪。
房價和地價是相輔相成的，農民和城市被拆遷人群開始成為地價增長的真正獲益者。這是很好的市場模式，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市場化方向。
要想全麵市場化，就必須做到政府減負。市場化程度越高的政府，管理的責任越小。服務才是政府的真實責任，而不是管理調控。市場規律是幾個人調控不了的。我們市場化方向是小政府大社會。如果財政支出能降低至GDP的20%，估計全民的富裕程度要有很大提高。
我們真正需要解決的實際是收入分配問題。房價隨著土地成本的居高不下，已經失去了解決成本問題的先機，所以如何搞好二次分配必將成為未來解決住房問題的重點問題。
對付房價上漲的關鍵在於收入的增長
並非是房價上漲讓我們不可承受，真正不可讓我們承受的是收入差距的逐漸拉大。
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曾建議將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納入“十二五”規劃，未來5年工資翻番，他的這番言論一度引起輿論關注。
2006年到2010年，重點省區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是驚人的。根據31個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整理2006年和2010年各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我們發現五年增速超過200％的有北京、上海、天津、遼寧、江蘇，其中天津增幅最大，為28678％。對比這五個省份不難發現，天津、上海、遼寧、江蘇均為沿海省市。
增幅沒有超過一倍的隻有三個省份：雲南，增幅8899％；甘肅，增幅9807％；貴州，增幅6307%。
但是，我們也感覺到了最低收入階層的薪金五年來並沒有實質性的增長，而就業問題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越加嚴重。這才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