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年，我驚訝地發現我經常站在“人民”的對立麵。我是指對一些影視作品的觀點和評價，我居然對某些惡評如潮或爭議不斷的作品頗有好感，甚至覺得影人挺冤的。《唐山大地震》公映時，我恰好去美國看《盜夢空間》了，從網上看到批評的聲浪，心想，馮小剛這回犯的事似乎比《夜宴》還要大，把掌握話語權的全都得罪了，這輩子進軍歐洲是沒有指望了。不攻克歐洲，國內的精英如何能服呢？
回國後，第一時間去看影片，以挑剔的眼光去看影片。沒法不挑剔，《唐山大地震》的罪行，平媒和網站早已罄竹難書，想不帶先入之見都難。看完後，我想問的是：何罪之有？
一定有人會說：那你一定哭得稀裏嘩啦。錯！我隻有兩處落淚：第一處是淩晨燒紙，2006年我在唐山采訪時，幸存者向我描述過這個場景，當時聽著就熱淚盈眶（感謝那個街道的大全景）；第二處是臉盆裏的番茄。奇怪吧，沒有一處是銀幕上有人哭的。我並不覺得一部悲劇的價值是必須用眼淚來度量的，我看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古希臘悲劇，都不曾掉淚，但從不質疑那是最偉大的悲劇；反之，很多家長裏短的通俗劇（比如媽媽為了撫養兒子而去賣淫）極容易催人淚下，卻不能說有多高的藝術境界。催淚是工匠的活兒，真正的藝術家是讓你透過淚水思考一些問題，一些有關人生的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問題，對於《唐山大地震》，那就是親情。
先把我的一句話簡評說出來，免得被人誤讀。《唐山大地震》是一部以人性為基點、以親情為賣點、對曆史抱持敬重、充滿誠意的優秀作品。是否會流芳百世不好說，那需要後人的判斷，但在目前的環境裏，能做到馮小剛這樣已經很不容易了。
先說說“消費災難”這一指控。你如果覺得用故事片的手法來表現曆史事件便是“消費災難”，那麼，電影人就應該遠離所有的真實悲劇。也許你覺得電影人可以拍，但不應該賣票收錢。若按照這一邏輯，那應該由國家出資，然後免費放映。這樣一來，其實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補貼觀眾，畢竟再廣泛的發行也不可能做到人人觀看。從經濟學的角度，那絕對屬於大倒退。國家應該記錄這樣的民族災難，但應該著眼於保護曆史真跡，而非投資某種形式的藝術重現。
換言之，說馮小剛“消費災難”，等於把“偏見”和“無知”貼到自己額頭上。另外，還做了美學上的偷梁換柱。我和很多人一樣，反對拍攝新近發生的礦難。把民族災難搬上銀幕，需要時間上的間距。唐山大地震距今34年，對於20世紀的大災難來說，早已超出我以前文章提到的“10年”的最短心理距離。汶川地震相隔不久，但那段不是主戲，否則片名便需改為《兩場大地震》。
比這更大的指控大約是植入廣告。潛在的邏輯是：這麼嚴肅的題材，本來我就不允許你碰；現在你碰了，居然加插廣告，真是大逆不道！（別忘了，觀眾就是顧客，就是上帝哦，故此處采用上帝的口吻。）當然，如果這廣告錢能跟我分一點，我也就沒意見了。於是，就有了降低票價的呼聲。現在，你非但不降價，還要提價，是可忍孰不可忍！誠然，在大悲劇裏插廣告，其風險遠高於都市喜劇裏塞幾個廣告。但我衡量植入廣告的第一標準不是該不該加廣告，而是這個地方出現這個鏡頭是否突兀。使用這一標準，我認為那三個廣告並無不妥。（我隻注意到三種產品，若有更多，我壓根沒看出，更甭談廣告效果了。）酒和銀行有特寫鏡頭，汽車則沒有。走出影院我自問：如果這裏沒有廣告，是否需要特寫？結論是：這兒本來就應該是特寫，因此，一定會出現品牌的商標或名稱，當然，可以是另外一種酒、另外一家銀行，但這樣依然不能避免廣告的嫌疑。那麼，換一個虛構的品牌呢？這個題材和這種風格不允許。
對汽車的詬病不多，本來就沒有特寫。我覺得馮小剛植入廣告是有原則的，如果寶馬用了特寫，不是渲染車主是暴發戶，就是像港式黑幫片那樣用環繞鏡頭拍人物下車的場景。劍南春的問題是不光給了特寫，而是有多個鏡頭和多個場景。其實，劍南春除了第一個鏡頭很顯眼，後麵的並不引人注目，大家會注意是因為第一個鏡頭已深入人心。你若把影片拿到港台，相信沒人會記住它。咱們的觀眾對於商標具有高度的敏感，屬於優質廣告觀眾，換了我，早把該細節視為無關緊要而拋到腦後了。在新近馮氏作品中，隻有《非誠勿擾》裏的銀行卡是搶戲的，不應該有特寫；若必須有，可以用情節來化解，如銀行卡掉地上，葛優和服務員同時去撿，不小心觸碰手，於是有了特寫，還豐富了戲。
其實，該片最大的廣告是唐山，而且唐山還是出資方，有權幹涉情節，但沒有人抱怨。有一次我看到某衛視的電視劇，植入廣告不僅多如牛毛，而且紮眼得令人心煩，但也沒聽說有人抗議。馮小剛在植入廣告方麵是國內的先行者，是最早吃螃蟹的人，不可能每一步都完美無缺，但他是知道分寸的，至少比其他影人更清楚。拿他說事，無異於槍打出頭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