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敘述父母故事的時候，我會常常陷入漫無頭緒的回憶裏。那回憶雖然是為父母而起，但是過程中卻往往沒有他們。他們是主角，但更像是背景，模糊的，懵懵懂懂的，若有若無的，或者說是可有可無的。他們的身影被那個時代衝洗和稀釋得日漸稀薄，然而又非常沉重。他們雖然生活在曆史裏，但是真正的曆史往往與他們擦肩而過。他們沒有自己獨立的生活，每隔一個月，最多是一個季度，他們就要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向組織上彙報一次。除了日常生活，其實連婚姻都不是他們自己的。如果用“革命”這個充滿暴力意味的詞把父母拉扯在一起，顯然是簡單和粗暴的。但事情的確如此，是因為革命，他們才走到了一起。那個時候父親像鄰村的那些年輕人一樣，被一本泛黃的書本鼓動，中斷了學業，逃出家庭的羈絆，“終於找到了組織”。他在昏黃的油燈下經過短暫地培訓和宣誓，就開始一知半解地理解並執行革命任務。其實他還不知道，他已經渺茫地走進職業革命者的曆史裏，政治的追光燈對他的映照越來越清晰了。他警惕而機械地走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口幹舌燥地向木訥的人群宣講著政治聖經，幫助惶恐不安的他們打開大戶人家的糧倉，並把從他們過去東家手上搶來的糧食和土地送給他們，告訴他們，這就是“解放”，讓他們從物質的意義上來理解革命。結局可想而知。革命成功了，父親也成功了。
我想，不管打著什麼樣的旗號，瓜分別人財產的“革命”，即使現在再來一次，也仍然有很多人一呼百應揭竿而起。
父親認識母親的時候，她才剛剛走出校門。母親那時除了年輕和美麗，還有單純，還有一個幾代赤貧的家庭背景。對於革命事業來說，這些條件都是必須的。後來，陰差陽錯，不過主要還是對紅色事業的追隨，讓她站在了父親身後。她像個列兵那樣，隻要一站在那裏，就有了一種職業的忠誠，年輕的身影單薄而堅定。神聖的光芒穿透她純潔的心靈，讓她有了持久的震顫。
對政治過度的敏感，是那個時期革命者的普遍症候，類似於低燒和觸電的感覺。其實，這樣的感覺燃燒了幾十年，一直到我們六○後這一代才算逐漸式微。我記得我和先生春節期間關在屋子裏看《激情燃燒的歲月》，他熱淚盈眶，我也是。那部片子播完，我們用完了好幾盒紙巾。女兒說，你們真矯情，這什麼破玩意兒讓你們激動成這樣！是啊，那個“火紅的年代”，他們這一代人怎麼能懂得呢？
那時候，雖然父母都正值談情說愛的年齡，但幾乎沒人關注這個問題，好像革命者都沒有青春期。他們投身革命就是樂於做一塊磚頭，一顆螺絲釘。個人感情被擱置起來，那些偶然發生的青春騷動對自身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或者被作為低級趣味被排除掉。在許多個深夜裏，他們躺在床上，憤憤地詛咒自己那不爭氣的身體，那是他們真誠的懺悔。那時正處在破壞和建設的初期，百廢待興，幾乎每天都有大事發生。愛情作為奢侈品從大眾的生活裏被流放了，生活因此而單純起來——或許是更加複雜。
那時候，如果政治表現是他們的顯影劑，那麼婚姻就是他們一生的定型劑。一旦沉入到裏麵，自己幾十年的生活就會被反複複製。父母結婚之後，雖然他們仍然都沉浸在工作中，但生活更加白熱化了。日子單調而充滿激情，一個又一個孩子的到來，使他們艱難地在革命者和為人父母的雙重角色之間泅渡。苦難的日子在他們身後次第展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衝刷著他們脆弱的神經，讓他們在風浪裏顛簸。父親是一個有資格的、也非常有名的“老運動員”（“運動”這個中國特色的政治詞彙，在我父親身上，有時是名詞，有時是動詞，有時是形容詞。是名詞的時候父親運動別人，動詞的時候是他被運動，形容詞的時候是說他運動的深度和資曆）。我的母親更苦，她往往在父親受傷以後，再受一次傷。但是，他們的手在堅守和抗爭裏緊緊牽了起來，革命讓他倆成親，革命又讓他倆成為親人。我相信，在某一時刻，他們的感情超越了革命，（原諒我沒有使用“愛情”這個詞，即使現在跟他們提起這個詞，他們也會非常茫然，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曾經有過“愛情”。）母親更加堅定地站在父親的身後，有時候是站在他的前麵——既作為他的同誌，也作為他的妻子。
是的，他們首先成為同誌，然後成為夫妻，後來才成為夥伴。對於今後幾十年相濡以沫的日子而言，這是至關重要的考驗。一個革命者，如果不是被自己打敗，總是會認為真理在握，因而更具有生活的韌性。父母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從來沒抱怨過什麼，也沒企求過什麼，他們認為生活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他們無法理解上層忽左忽右的政治風向，更無法理解鄰居忽冷忽熱的政治臉色。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進行的，因而，他們覺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這種難得的糊塗，讓他們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