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覺得除了說不清楚自己，也很難說清楚別人——在中國，作家這個職位，承擔得更多的是一個說書人的角色。我們隻是習慣於講故事，講別人的故事。即使是自己的故事，也是改頭換麵，添加了各種小說和流行元素而產生出來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坦率地述說自己的生活，我覺得是檢驗一個作家是否真正成熟的標誌。而我，則常常陷在兩重痛苦裏不能自拔。在現實的痛苦裏，很多情緒化的東西不能讓我對“真實”脫敏。而在虛構的痛苦裏，我又找不到真實的表達——文學在物質化的世界裏正在漸漸失寵，過去我們曾經用文學點燃生活，那麼現在如果說生活是一支炮仗的話，我們的欲望就是一盒幹燥的火柴，文學隻是爆響後沉默的灰燼——可惜的是，它又不完全是“一把健康的骨灰”。
但是，我一無所長，除了寫作，除了在這片灰燼裏尋找更有意味的暗示和隱喻，我不知道我還能做什麼。作家的道義和責任感，能用什麼方式和角度顯影？雖然我們可以“自由”地言說，可是並不完全具有話語權。即使在這僅有的自由裏，我們要告訴讀者的是什麼？我們常常被自己的情緒牽著走，悲憤和不平都是自己的，和別人幾乎沒有關聯。對於苦難，我們好像理解為就是悲哀，姿態比苦難本身還低，我們被苦難壓迫著，根本無法超越它。我們靠描摹苦難的細節煽情。這不能顯示我們的悲憫，充其量隻是可憐，因為真正的悲憫要有足夠的尊嚴——不管是悲憫者本人還是被關注的人。
經曆了一些事情——那些痛苦的、幸福的、無以言表的事情，我漸漸平複的心靈，雖然不會再有盲目的激情，但在生活裏更真實了。我在寫作中努力尋找著自己。
可能在所有認識我們的人眼裏，我和敬川都稱得上是一對幸福的夫妻：自由戀愛，從一而終，既郎才女貌，又女才郎貌。可是，有時候我突然之間會非常困惑，我們的幸福又表現在哪裏呢？
我們長達十幾年不在一個城市生活。我們每天早晚都按約定時間通電話，涉及的話題總是身體，鍛煉，少喝酒。其實，我們的婚姻隻是相互給對方帶來安慰，而並沒有愉悅；隻有安全而沒有興奮。我們活得太沉重了，總是想著會積攢一大堆幸福放在那裏，等著我們有一天去享受，為了這個目標我們可以舍棄當下。有時候我們互相之間也表達愛情，感情豐沛，話說著說著就柔軟起來。他幾乎常常說他很愛我很想我，可當我一個人待在家裏為一桶礦泉水放不到機器上而哭泣的時候，他在什麼地方呢？有一次他晚上回來，發現我們家全部十六隻燈泡就隻剩下臥室裏一隻還會亮，愣怔了半天，說，你看這日子過的！
我也常常說我愛他，可過了這幾十年，我為他洗過幾次襪子呢？有一次我告訴他他有白頭發了，他吃驚地瞪著我說，已經白了好幾年了，你才發現？
是啊，我對他的感情，從來就是那麼簡單和直接，說愛的時候，我想肯定有著純金的品質。可是一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懷念過他，即使我想他，也隻是純粹的“想”而已，而不是懷念。他不是讓人用來懷念的，因為他幾乎沒有任何東西留給我。他在的時候，我體驗著他的在——激情、大器和很多妙不可言的東西；他不在的時候，我卻很少能體驗他的不在。隻要一走，他便把一切都帶走了。我擁有的隻是他回來的希望和一個單身女人所應該有的生活。
敬川喜歡我的簡單，他常常向朋友們誇獎我，說他的老婆好養，口袋裏裝一百塊錢都會樂嗬嗬的。小夫妻那會兒，我的確不曾期望他有什麼高官厚祿，他那時做律師，少年才俊，順風順水。他工作很努力，他說希望妻兒能生活得比父輩更安逸。如果順著律師這條道走下去，這樣的目標很容易達到。但是曆史並沒有給他自由裁量權，不到三十歲他就被選拔為處級幹部，三十歲當上了局委的一把手，三十三歲就在一個地方做了行政主官，在全省都是最年輕的。在這樣坐過山車一樣的變化當中，有一個時期我生活得很沒有自信，不願意與人交流，越來越少地參加社交活動。而他的社會活動卻越發地多起來，回到家裏總是顯得很疲憊。依他的敏感，完全能看出我的不開心，但他卻裝得什麼都不知道，他有時間寧可和女兒胡扯一通，也不願意觸及更敏感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