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裏，父親從來沒有帶著母親回過他的老家。對這件事，父母都諱莫如深，不過，我們也沒敢問過。父親帶著我們回去的次數也屈指可數，他自己則常常回去。我考上大學那一年，他帶著我回去了。當時他讓母親和我說這件事兒，我顧慮很久，真的不想回去為他裝點門麵。後來，我想到即將與他分離過我自己獨立的生活，才勉強答應了他。
他帶著我和哥哥們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爺爺奶奶上墳。
那時候，爺爺奶奶的墳還在村子外麵。父親的故鄉是真正的農村，一出村子就是大片大片的田地。那時是秋天，舉目四望沃野千裏。父親立在他父母墳前，隻一聲“我回來了”便涕淚橫流，甚至忘記了給他們彙報我考上大學的事兒。我遠遠地看著父親高大的身軀彎成一張弓，衣衫被秋風鼓脹著，花白的頭發和祖父母墳頭上衰敗的枯草一樣在秋風中抖索，心裏竟有萬般滋味。父親老了，他再也不是那個無所不能的父親了。不過我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生命與他腳下的墳墓之間的距離竟是如此之短。我更沒有想到，很快就會有一天我也像父親一樣跪在這裏痛哭流涕，而陪伴左右的將是我那臉上永遠開滿笑容的女兒——那時我怎麼能明白，生命給我們的時間並不慷慨，兩代人命運的銜接處往往隻有窄窄的幾級台階，而我們能和父母並肩而行的日子，實在是屈指可數。
那時每一次還鄉，父親都要帶幾條好煙回去。家裏除了不吸煙的小叔，已經沒什麼親人了。村裏人也未必知其煙的好壞，但父親執意要帶。父親退下來後，故鄉上門的人日漸稀少，但父親那古道熱腸依然不減當年。父親是真正敬著故鄉的人，故鄉在我兒時就與父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常常在放學後，家裏出現一撥撥的陌生人，帶著黃豆、芝麻、花生、紅薯之類的土特產，顯眼地擺放在桌子上。父母親忙著招待這些語言木訥、臉上堆滿笑容的人。他們把屋子裏搞得亂七八糟，簡直就像事故現場。有時候，他們不好意思在客廳吐痰，便跑到臥室裏去吐。為此，我抗議過好多次。我那尖厲的叫喊，很讓父親尷尬，但父親從來也不提醒他們。他們說著諸如收成、生老病死、左鄰右舍等千篇一律的陳舊話題，求醫的，告狀的，借錢的，購置建材化肥農藥的，甚至為宅基地糾紛之類斷官司的。這就是故鄉的人，他們那黧黑的麵孔和羊一樣的目光像皮影一樣交替出現在我家門口。我常納悶，為什麼父親走了一輩子，卻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土地？他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紛繁複雜，在政治路途上起起伏伏，可骨子裏仍舊是個十足的農民，始終保留著他農民的本色，包括吃飯、穿衣。也許是害怕距離故鄉太遠，每到一個地方，他總是千方百計開墾出一片土地來從事農耕。推開我們的院門，總以為是走到了試驗田裏。
站在這個被父親日思夜想的故鄉，我實在幻化不出它曾經的浪漫來。父親距他的故鄉至少有五十年了。五十年前，村落的草屋頂上，飄著淡淡炊煙，也許會有一些古典的韻致。但一九七五年那場史無前例的大洪水已掃蕩了父親記憶裏所有的一切。新規劃的街道高低不平，一些新建的房屋，妖冶地站在牛羊糞堆的旁邊。穿著新衣的孩童，黝黑的手抓著白麵饅頭，躲在父母的身後不知所措。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淋過雨的柴禾與各種糞便混合的特殊氣味，閉上眼睛也能嗅得出到了什麼地方。這個村莊和其他鄉村沒有任何不一樣——但我相信在父親心目中，它永遠保留著原來的樣子——卻僅僅因為它是父親的故鄉，我們就要帶著崇敬的心情回來，然後再如釋重負地離開。
父親見人就要停下來散煙敘一敘輩分。村子裏的人趕集一樣地擁過來，父親便不停地介紹著小叔、四大爺，似乎村裏所有的人都和我們家沾親帶故。父親和他們一樣傻嗬嗬地樂著，很動情地說著陳芝麻爛穀子的往昔，沉浸在經年舊事的喜悅裏。他們吃過同一眼井裏的水，也許在幾十年前他們曾經手牽手走過一道又一道溝溝坎坎，平淡的曆史在他們的比劃裏突然變得鮮活起來。回鄉的滋味總是這樣千篇一律而又無一例外的意味深長，無論在其他地方生活時間多麼綿長，你永遠不可能有這種與生俱來的熟稔，這樣無間的親情。
吃飯似乎成了一個重大問題，各方相執不下，搞得父親既無所適從又得意洋洋，最後幾十口子老少經過慎重商議，確定在我的一個堂嫂家吃。堂嫂是村子裏的頂尖人物，裏裏外外一把手，而且幹淨，能擀一手好麵，烙一手好餅。十幾年前她曾經帶著一個小小的娃兒去我家借過錢，那時她還是一個少婦。印象深刻的是，晚上看家裏那台十四寸的黑白電視，堂嫂瞅了半天突然指著牆角一個單桶洗衣機問：“上麵的人是不是從那機器裏放映出來的？”那時我還是個孩子，笑得滿地打滾，但我驚訝她竟然會使用放映這個詞。堂嫂收拾著各家各戶源源不斷地送來的菜肴，滿麵紅光地忙著，擀麵杖在她手裏愉快地翻滾，風箱聲和父親他們的笑聲穿插在院子裏，真是一幅其樂融融的還鄉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