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見到陳琳，是在敬川出事之後，那是在首都機場的行李區。她帶著孩子，還有另外兩個幫忙的人。她老公周健現在正紅火，剛剛接任縣委書記，中央電視台還專門采訪了他，他就當地的發展他侃侃而談。現在她對幫忙的人呼來喝去，正是合著電視的這個節拍。我們已經好幾年沒見了，連電話也沒打過。
自從敬川調離到另外一個地方工作，我們兩家就很少聯係了。她後來的生活怎麼樣，雖然聽到有人隻言片語地說他們夫妻兩個“差不多了”，但究竟怎麼“差不多”，則很難拚接到一起，說實話我也不願意拚接。到了我這個年齡，已經越來越看透了生活的虛假和無聊，雖然不得不深入其中並裝出陶醉的樣子，但我已經有很多時候可以脫身走開了——我覺得我常常被拽出時間之外，並被封存在某個情景當中。我離現實越來越遠。而她，我相信會往現實裏越陷越深。
我之所以反複講述陳琳，是因為我太知道她了。她對老公的那種感情（我差點又說成愛情），充滿了有條件的真誠，強製的奉獻，和莫可名狀的懷疑，這使她的生活既疲倦又熱烈，以及，很大的偶然性。其實，我已經深深地體驗過，越是站在陽光之下，身後的陰影越大。有時候，一個人的生活條件越優裕，選擇的餘地越多，她的幸福就越恍惚，痛苦也就越細膩。
我們匆匆忙忙說了幾句話，她就把我丟在那裏，急急忙忙地走開了，像逃一樣。即使她在和我說話的時候，估計也完全是另外一種心境和語境了。當時我覺得好像忘記了自己所該使用的語言，不，是語氣。我和她，隻是拚命地說，像詞語接龍比賽，不能停下來。她和我一樣，也害怕我們之間的語言空隙，我們擔心那個空隙總是會被尷尬所填滿。如果我們不用相互之間的話語把它封住，好像尷尬會自己跑出來，拽住我們的衣角，把我們打敗。我找不到我們之間合適的距離了，估計她也是。我們所說的無非是一些樣板問題，現在怎麼樣，誰誰還好吧之類。她害怕我提到敬川，其實我也怕她提到，那是我們之間一道新鮮的血淋淋的傷口。
我寧願相信，她老公周健和敬川的那些事情，她不知道。我也不願意因為落到這步田地而去恨她，那樣太廉價，也太無聊。
人是這樣一種動物，該忘記的東西能忘記，該記住的東西能記住，或者是相反。可是，在順境的時候，誰會想到這些問題呢？那時候好像自己非常了不起，覺得一切盡在把握之中——對一件事情的解決能力，我們常常稱之為把握，其實人最難把握的是自己。我一直覺得對陳琳的一切都很有把握，現在我覺得最沒把握的就是她了。
我現在才明白，我對陳琳的了解，一半靠認識，一半靠的是想象。
我也明白她在敷衍我。敬川出事之後，他們兩口子已經遠遠地躲開了。實際上那一段時間，我們比不認識還不認識。真的不認識了。也許開始就沒認識。那種被出賣的感覺使我想起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天我和夥伴們約好晚上一起到操場後麵捉迷藏。可是我趕到後，一個人都沒去，整個寬闊的操場，隻有我一個人在明晃晃地月光下形影相吊。後來我才明白，那一天，我的父親再次被打倒，而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一起被打倒了。不過，經曆過那樣一個月夜，後來又有多少清冷的月夜把我丟落在孤獨裏？不過我並沒有感覺到孤獨，我感覺到的隻是涼。涼最多是孤獨的外表。很多年之後，我才有資格沉浸到孤獨裏。在那種孤獨裏，清夜以思，痛從中起。一切都耿然於胸，然而隻能默默無語。
“魚得水逝，而相忘乎水。鳥乘風飛，而不知有風。”得魚忘筌本來就是我們的本性，如果它是惡，也不過是一隻沒有被進化掉的闌尾，自有它的合理性。其實，仔細想一想，與陳琳夫婦比起來，我又有多少指責他們的資格？我記得有一個多次給予我們無私幫助的省委老領導出事之後，盡管我們多次說起要去看看他，可是一次也沒成行。我們總有很多借口使自己的忘恩負義看起來那麼正當。有一次，在北京三○一醫院，我遇到他的夫人，聽說她是來做眼睛手術的。我隻是遠遠地看著她。她寂寞地走過一個又一個窗口，再沒有人前呼後擁。連我這樣背負深恩的人都遠遠地躲著，遑論他人！我害怕地躲過一個又一個人群，那做派現在想起來還讓我臉紅。我怕什麼呢？是怕我們一起回到過去會使她的痛苦更深，還是怕把她帶回了過去，而我還留在當下的殘忍？
她看起來既不是淒涼，也不是孤獨。而是曆盡煎熬之後的平靜。
我記得當時我給自己找的現實理由是，如果我這樣走過去打招呼，會不會傷害到她？她會不會為自己的落魄而尷尬？她走後，我的心裏充滿了愧悔和憐憫，甚至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類似於逃脫般的僥幸。難道那愧悔就是對自己的救贖，而憐憫就是對別人的施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