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幾歲時就在一家地方刊物上發表過小說，人稱才女。我從沒認可過自己，覺得自己什麼地方都不好，連相貌都沒長過人家。後來和敬川談戀愛，也一直不肯告訴他我寫過小說，覺得那是很羞愧的事。敬川也從不在麵前誇獎我，他倒是常說起他的女同學和女同事，稱讚她們的能力和智慧，弄得我越來越不自信。有一次，我和他說起這事，他吃驚地看著我說，我真沒想到你會計較這個，她們怎麼能跟你比？我心裏更沒底了，他這是在誇我嗎？我們結婚後，敬川對我的確疼愛，工作之餘，他把家裏安排得井井有條，我們的生活在不斷變化的任何年份，都過得順順當當令人羨慕。家務活都由小保姆做，需要決策的事情我顯然缺乏主見。我隻負責女兒的學習，而且盡心盡力。他從來沒有管過女兒的學習，從小到大沒參加過一次家長會。女兒卻始終對他比對我親得多，他們在一起談天說地，即使我在旁邊也插不上嘴，況且我習慣於不發表任何意見。我覺得在他們眼裏我好像是個無用的女人，雖然並不因此覺得委屈。
女兒考上初中，念了寄宿學校，我一下子變成了一個閑人。我的生活處於失重狀態，養尊處優的生活讓我更沒有一點底氣了。
我的寫作就是自那時開始的，起初純粹是一種傾訴的需要。先是寫詩，小情小調。再寫散文，寫丈夫，寫女兒，寫周圍的人和事，一些細碎的感覺。慢慢的，我開始寫故事，我的生活從此進入虛構狀態——一直到現在，我的故事和生活之間也沒有一個清晰的邊界。
我的父母都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相信命運之說。我僅有的幾次算命，都是婆婆私下找人看的。還好，命相不錯，一輩子衣食無憂，手裏存不住錢，也不會缺錢。算命的還說，什麼樣的災難到我這裏都能逢凶化吉。有一次婆婆讓人看我的八字，得四句詩，我至今還記得：渴後笑嘻嘻，中行最為宜。所求終有望，不必皺雙眉——那意思籠統地說，就是再大的災難都能克服。僅有的一次親曆是，我們夫婦兩個被朋友帶著，去嵩山少林寺拜見一個聲名遠播的大和尚。他問了我先生幾個問題後說，你命相很好，不過四十八歲之前掙的錢是國家的，四十八歲以後掙的是自己的。我疑惑地看著他想，四十八歲他還沒到退休年齡，怎麼能掙錢給自己？然後大和尚又說，你太太天生是吃文化飯的，會很有成就。我不禁啞然失笑，看來這大和尚也是浪得虛名，說的沒一點靠譜的地方。我已經三十幾歲，還能吃什麼文化飯？
十幾年之後，想起那個大和尚所言，我才猝然警醒。我倒是真的吃了文化飯，至於我的先生，他的命運另起一行那一年，剛好周歲四十七，虛歲四十八。浮生若夢，欲說還休——“人的一生是連續不斷的考驗，對於生活誰也不能有恃無恐。”
我的女兒幺幺十來歲就開始讀小說，從鐵凝王安憶遲子建劉震雲，一直讀到馬爾克斯。她對我的作品很不屑，作家是那樣神聖，她的日常無力到隻會哭泣的媽媽能寫小說？有一次她學校一個同學上課時偷偷讀小說，被老師搜走的那本書，竟赫然印著我名字，她覺得丟臉到家了。後來她的老師中也多有我的粉絲，但她從不願意與老師談我的作品。實在被問不過，她就說，哪有時間讀課外書？她十歲那年讀遲子建《青草如歌的正午》，看完之後長歎一口氣說，我要是遲子建的女兒該有多好！上了高中後，她漸漸接受了我寫作的事實，新作發表我讓她看。她說劉震雲為什麼能寫好？那是因為他所寫的就是生活，媽媽你的作品總是在生活之上。我問，生活之上怎麼了？她說，不怎麼，反正不是生活！
自從考上大學之後，她讀書就不是很用功了，也許是打小我們管教過嚴的原因。她得過且過胸無大誌，什麼事情要不是實在拖不過去了，根本就沒上過心。不過在大學畢業之前，她也發表了好幾篇小說。我們對寫作的認識有很大差異，她的小說我都認真讀過，我的小說她基本上不怎麼讀。後來我們在寫作方麵就很少交流，她也從不讓我過問她的事。有一次，國內一家重點刊物編了她們學校的一期《青春快線》，有一次我和編輯在一起開會，人家跟我誇獎她們。我帶有幾分得意地告訴人家說，幺幺是我女兒。她知道後大發了一通脾氣，說，你是你我是我，幹嗎非得扯到一起？
她們生活在一個簡單得隻有交換的社會裏，不願意背著包袱前行。所謂現代文明，無怪乎就是，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你們是你們，我們是我們。
敬川對我的寫作開始表現得也很錯愕，還跟我鬧了一段時間的別扭。他氣的倒不是我寫作這件事，而是我從來都沒跟他說起過，他是從別人口中聽到的。他說，你連寫小說這樣的大事都不跟我說？我說，這也是大事？也許他習慣於我對他言聽計從，這一次自尊心稍稍受了點傷害，從此他刻意避諱與人談起，直到後來我在一篇散文裏談到我的婆婆，那篇文章得了地方報紙的一個獎，他很感動，才慢慢地接受這個事實。其實敬川有非常好的文字功底，七九年高考他的作文是滿分，八三年的大學生詩歌大賽，他拿了很好的名次。說起來，他的文學情結要比我濃烈得多。我以後的每一篇稿子他都是第一個讀者，也是我的專職評論家。不過令人沮喪的是，一直到今天為止，我也沒有得到過這個評論家的一次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