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個單獨的人代表著整個人類，他是人種的一個範例。他既是“他”，又是一切；他既具有他所特有的個性，並在這一意義上是獨立的個體，又具有人類所普遍具有的共性。他個人的人格則是由所有人共處的人類生存環境的特點所決定的。人與動物在生存上首要的一個不同之處是，人在適應周圍環境的過程中，相對來說缺乏進行本能調節的能力。人的這一不同於動物之處正是人的一大弱點。動物對其周圍環境的適應方式始終如一，假如它所賦有的本能不再適合於成功地應付不斷變化著的環境的話，那它就會絕種。動物能通過自動改變自身(並不是通過改變它的環境)來使自己適應已變化著的環境。動物用這種方式和諧地生存下去，當然這並不是說它不需要鬥爭，而是說它所固有的能力，促使它在其世界上有個固定不變的位置。它要麼適應環境，要麼趨於滅種，別無他擇。
動物本能越不健全、不固定，那它的頭腦就越發達，從而進行學習的能力也越強。人類可說是在動物進化過程中，其本能適應性到最低點時出現的。但是人類一誕生就具有與動物不同的新特質，那就是：他能意識到自己是個獨立的整體、回憶過去並瞻望將來，他能使用符號指稱對象和進行行動，他具有認識和理解世界的理性，他能通過想象使自己遠遠超出本身感覺的範圍。在所有動物中，人是最軟弱無能的，但正是這一生物學上的弱點，成了他力量產生的源泉，成了促使他發展其特有的人的特質的主要原動力。
自我意識、理性和想象，破壞了作為動物生存的主要特征的“和諧”狀態。它們使人成了一種畸形物、宇宙怪物。人是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受自然規律支配而無法改變它們，但是他又超越了自然的其他部分。正當他從屬於自然、作為它的一個組成部分時，他卻又被拴住了。他是在偶然的時間和偶然的地點被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最後又被迫偶然地離開了這個世界。由於具有自我意識，所以他意識到自己的軟弱無能和對生存的種種限製。他看到了自己的必然歸宿——死亡。他永遠無法擺脫其“生存的兩歧”，即便有這個願望，也無法使自己擺脫其思維；隻要他還活著，也就無法使自己擺脫其軀體，並且也正是軀體促使他渴望活下去。
理性是人的福音，但也是他的禍根。理性迫使他永無止境地從事解決那永遠解決不了的“兩歧”，正是在這一點上，構成了人與所有其他有機體的生存之間的區別。人的生存經常處於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狀態之中，人的生命是無法通過重蹈人類的舊矩而“維持下去”的，他必須依靠自己而活下去。人是唯一這樣的動物：他能感到厭煩、不滿，感到自己是從天國中被驅逐出來的。人是唯一這樣的動物，對他來說，其生存也成了一個問題，成了一個他必須解決而又無法逃脫的問題，他再也無法退回到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史前狀態去。他必須進一步發展其理性，一直到成了自然和他自己的主人為止。
理性的出現使人陷於“兩歧”之中，它迫使人永無止境地尋求新的解決方法，人類曆史發展的動力與理性的存在是分不開的。他以理性為原動力，並且也通過理性，創造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世界，在這一世界上，他自己及其同夥們都感到安適自存。他每前進一步，都會感到不滿足並產生困惑，正是這種困惑又驅使他去尋求新的解決方法。人沒有先天的“進步的內驅力”，正是這種“生存的矛盾”促使他向著已開拓的路線前進。他已失去了樂園，失去了與自然和諧統一，變成了永遠的流浪漢(即像奧德賽、俄狄浦斯、亞伯拉罕和浮士德一樣的人)。他被迫向前邁進而且繼續竭盡全力地在他的知識白卷上填上答案，使未知的變為已知。必須了解他自己，同時也要了解生存的意義。他被驅使著去克服這種“內在的分裂”，他渴望出現“完美境界”，渴望降臨另一種能把那些使他與自然、同胞及自己相隔絕的禍害連根拔掉的和諧狀態。但正是這種渴望攪得他心神不定。
存在於人的本性中的這種分裂導致產生了“兩歧”，我之所以把它們稱為“生存的兩歧”，是因為它們根植於人的生存之中。它們是這樣一些矛盾：人雖然無法消除它們，但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用什麼樣的途徑取決於他的性格及其文化)對它們作出反抗。
最基本的“生存的兩歧”是“生與死之間的兩歧”。人一定要死，這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人能認識到這一事實，並正是這種對死的認識，深深地影響了他的生活。死與生總是對立的，對死亡的一切認識均不能改變這一事實：死並不是生的一個有意義的組成部分，但我們隻能接受它而別無選擇。所以，正像斯賓諾莎所指出的那樣：“凡是意誌堅強的人都會使生命更充實，而聰明者總是往生的方麵，而不是往死的方麵去想。”人總企圖通過創造某種意識形態來否定這種“生與死之間的兩歧”，例如通過創造基督教的靈魂不滅的概念，這一概念假定存在著永生的靈魂來否定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隨著人的生命死去，一切都化為烏有。
二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這又導致另一個“兩歧”：雖然每個人都賦有人類所能具有的所有潛力，但由於其生命是短暫的，所以即使在最有利的環境下也不可能完全實現這些潛力。隻有在個人的生命與整個人類的生命一樣長的情況下，他才能參與整個人類曆史的發展過程。人的生命從其誕生到死亡，在整個人類曆史的長河中是短暫的一刹那，但從其願望來說，總是渴求能實現他所有的潛力，這兩者之間產生了尖銳的衝突。對這種“他所認為能夠實現”和“實際上所能實現”之間的矛盾，他至少有種朦朧的感覺。但是，他的意識卻通過假想人死後生命可以開始充實，或假想一個人自己所處的曆史階段是人類的最終和最輝煌的曆史時期，來調和、否定這種矛盾。此外，還有其他調和和否定這種矛盾的辦法：認為生命的意義並不在於充分地實現其潛力，而在於為社會服務、盡責；個人的發展、自由和幸福，是從屬於國家福利、社會團體和其他那些超越個人的永恒權力的，與此相比，個人的一切就顯得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