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是多麼奇特啊!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隻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所知之，盡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他們的喜悅和健康關係著我們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後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著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我強烈地向往著儉樸的生活，並且時常為發覺自己占用了同胞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後所憑借的是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簡單淳樸的生活，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類會有那種在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著外界的強迫。而且要適應內在的必然。叔本華說：“人雖然能夠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這句話從我青年時代起，就對我是一個真正的啟示：在我自己和別人生活麵臨困難的時候，它總是使我們得到安慰，並且永遠是寬容的源泉。這種體會可以寬大為懷地減輕那種容易使人氣餒的責任感，也可以防止我們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和別人；它還導至一種特別給幽默以應有地位的人生觀。
要追究一個人或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些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做生活目的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沒有誌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裏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麼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覺得那是可以鄙視的。
我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的強烈感覺，同我顯然的對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淡漠，這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麵前，我總是感覺到一定距離並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人們會清楚地發覺，同別人的相互了解和協調一致是有限度的，但這不足惋惜。這樣的人無疑有點失去他的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的心境；但另一方麵，他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並且能夠不受誘惑地去把他的內心平衡建立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們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功勞，而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於人們有一種願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綿薄之力通過不斷的鬥爭所獲得的少數幾個觀念，而這種願望有很多人卻未能實現。我完全明白，一個組織要實現它的目的，就必須有一個人去思考，去指揮，並且全麵擔負起責任來。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有可能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我看來，強迫的專製製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變的規律。就是這個緣故，我總是強烈地反對今天我們在意大利所見到的那種製度。像歐洲今天所存在的情況，已使得民主形勢受到了懷疑，這不能歸咎於民主原則本身。而是由於政府的不穩定和選舉製度中與個人無關的特征。我相信美國在這方麵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他們選出了一個任期足夠長的總統，他有充分的權力來真正履行他的職責。另一方麵，在德國政治製度中，我所重視的是，它為救濟患病或貧困的人做出了比較廣泛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