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元旦前夕，《法治周末》編輯宋學鵬給我打來電話，約我寫專欄，每周一篇，每篇兩千字。我說，法律不是我的專業，恐怕寫不出多少有關法治的文章。他說，專欄屬於該報的文化板塊，隻要寫與文化有關的內容就行。於是，我答應下來。從《米壽周有光》開始，一一記述我所接觸的文化界人士的點滴感受。他們有的是我尊敬的長輩，有的是我認識的同道。他們有學者、記者、編輯，也有作家、畫家、音樂家。寫了一年，積攢了五十餘篇，約十萬字。正巧向繼東先生為廣東人民出版社策劃叢書，承他美意，讓我將這些專欄文章編成一集，進入其中，自然十分高興。
為報紙寫專欄文章，長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寫的時候不免有削足適履的感覺。往往意猶未盡，字數已經到了，隻好就此打往。但編書的時候，卻發現每篇文章篇幅大致相等，也能形成某種閱讀的節奏感。
除了篇幅上的共同點，我講述這些各有特點的文化人的時候，還有一個共同的角度，就是看人首先看長處。有幸認識那些德高望重的長輩，他們曾經從不同方麵給我幫助和啟發，我寫他們自然懷著感恩的心情。對那些與我有過或多或少交往同輩人，或者比我更年輕的朋友，我說到他們的交往，也願意多講他們的優點，多講他們對社會對文化的貢獻，多講他們給我的激勵和鞭策。
去年冬天到天津泰達當代藝術博物館參加徐星紀錄片新作的討論，主持人要我第一個發言。我主要談的是作品在哪些方麵超越了前人，在什麼地方填補了文化的空白。討論會結束後，朋友帥好問我，你盡說好話，是不是把作品說得太高了？帥好是一位以犀利見長的藝術評論家。他對我的質疑不無道理。我當時回答，每個人的發言時間有限。讓我第一個發言，當然要把作品放到時代的背景下，作一個基本定位。作品有優點，有新意，我就要先把這方麵說到位。如果我不是第一個發言，別人已經把作品的好處說夠了，說滿了，再讓我發言，我倒有可能吹毛求疵。
在日常的文化活動中，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被當成多維審視的焦點。人們往往隻是在茫茫人海中偶然地發生交集。我悟出來的心得是：交友多看優點。也許別人有明顯的缺點和毛病，但我和他的交集，是衝著優點去的。這樣，或許可以在霧霾籠罩的時候，獲得一些精神上的陽光。對那些遠離權勢的民間人士，尤其應當多存善意。大家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才能走得更遠。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於北京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