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傳入中國起，就在謀求與本土文化的融合。這是任何外來文化要想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傳統深厚、經濟自足的國家紮下根來並尋求發展必循的途徑。中國佛教經過格義、創教、立宗階段，到唐代後期，已經顯現出很強的禪教合一、儒釋道會通的色彩。到了明代，由於教育和科舉的影響，儒學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深入到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麵。道家學說作為儒學的補充，始終與儒學共生，它們共同對佛教發生影響。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尊崇理學，以儒家思想為治國之本，但他因早年曾出家為僧，又投白蓮教郭子興部下為兵，即帝位後對佛教不能忘情，在當時佛教龐雜、混亂的情況下，對佛教采取整頓、控製以之輔助儒教的方針。他曾下令分寺院為禪、講、瑜伽三類，各類僧分住其寺。並令天下僧俗人等不得亂建寺觀庵堂，度僧給牒須按有關規定。他也號召僧人中學行兼優者出來做官。明成祖用僧人道衍（姚廣孝）之謀興“靖難”之師，即帝位後“論功以為第一”，授道衍為僧錄司左善世、讚善大夫、太子少師，並複其姓，賜名廣孝。道衍“冠帶而朝，退仍緇衣”，以僧人而列朝班，甚至配享成祖廟廷。成祖因之禮敬佛教，親為《法華經》作序，撰《神僧傳》，尤重視西藏喇嘛教，迎哈立麻至京，賜號大寶法王。成祖的佛教政策“曆朝因之不替”。至武宗，極喜佛教，托名大慶法王，度僧無數。嘉靖帝崇信道教，熱心齋醮，佛教勢力遭到遏製。而萬曆朝由於兩宮皇太後篤信佛教，廣建寺院，開經廠，印藏經，分送名山大寺，崇佛之勢又熾。天啟、崇禎朝，此風未稍減。可以說，終明之世，佛教為大多數皇朝所崇信，在上層政治文化生活中，佛教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但明朝各代仍以儒學為指導思想，佛教的存在與發展不能避開儒家的影響。在佛教內部，由於俗世化的影響，除淨土宗而外，佛教各派都已經衰落，禪宗的棒喝機鋒在數百年的流傳中，早已失去其本來意義，成為不學無術者遮掩其窳陋的把戲。一些僧人呼籲由虛返實，在修行中增加信仰成分，反對純務知解。此外，禪宗的機鋒棒喝、不立文字已由宋代興起的評唱頌古的淘洗而逐漸文字化、義理化了，輕視知解的作風在明代已經有了很大改變，禪門與教門的差別在縮小，這為禪教合一、解行雙修創造了條件。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明代佛教的宗派情緒相對較弱，各派為維護宗風和學說宗旨而進行的論爭較少。這是佛教各宗派平和地吸收、融會各家宗旨的有利條件。明代許多高僧傳承不清，不自標宗門而廣泛、平等地研讀各家學說，便是這一融合精神的鮮明體現。本章試圖通過對明代後期四大高僧思想特點的分析，說明整個明代佛教的這種融通趨勢。
一紫柏真可
真可（1543—1603）字達觀，晚號紫柏，俗姓沈，江蘇吳江人。年十七，仗劍遠遊，行至蘇州，為雨所阻，遇虎丘僧明覺，因止於虎丘雲岩寺，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號，心生歡喜，次日即從明覺出家。年二十受具足戒，在武塘景德寺閉關三年，後辭師行腳四方。過匡山，研求相宗奧義。至京師，參學華嚴宗遍融及禪門嘯岩、暹理等，九年後複歸虎丘。萬曆初年，與弟子刻方冊本藏經，即《徑山藏》，並擬與德清合修《明傳燈錄》，因德清謫戍海南未果。又曾親至京師，營救因反對重斂礦稅而入獄的南康太首吳寶秀，他說：“老憨（德清）不出，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複走王舍城矣。”（德清：《達觀大師塔銘》）後“妖書”事發，為忌者所劾，誣為妖書造作者，被捕入獄，死於獄中。有《紫柏尊者全集》及經疏多種傳世。
真可一生雖參叩多方，但沒有明確的師承，不屬任何宗派，因此沒有出世開堂。他的思想中有明顯的調和禪教、調和儒釋的傾向。他反對禪宗中沒有真實解悟而亂逞機鋒的風氣，主張認真研究佛經。但他接引後學則“如蒼鷹攫兔，一見即欲生擒”。故德清謂其“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
1.禪教雙修真可認為當時佛教界有七大錯，其一，“以為禪家古德機緣可以悟道，悟道斷不在教乘上”。其二，“以為知見理路障自悟門，道不從眼耳入。須一切屏絕，直待冷灰豆爆，發明大事，始為千了百當，一得永得”（《法語》，《紫柏尊者全集》卷三，《續藏經》第2輯第31套，第346頁）。這兩錯實際是一錯，即以禪宗為悟道惟一法門，禪之外的其他宗旨皆是悟道的障礙；禪在心悟，不在口耳知解，故須屏絕一切文字，於枯寂中突然得悟。而此一悟即一了百當，不生退轉。在真可看來，這實際上割裂了教和禪、頓和漸、文字因緣和“末後大事”之間的聯係。真可主張讀經與參禪須統一起來，他非常重視文字在解悟中的助緣作用，他說：
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不通觀照般若，必不能契會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觀照般若，即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即緣因佛性也。今天下學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來地，誌則高矣，吾恐畫餅不能充饑也。（《法語》，《紫柏尊者全集》卷一，第3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