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做的，就是以平等的心態為她們創造一些可以暫時放鬆的時間和空間。雖然事先就已談好，來我家幹，一般節假日是無法休息的。但隻要我們放假在家，都會安排一天讓劉姐去探望她的老公——通常約定早飯後去，晚飯前趕回來。每隔一個月左右，準許她在愛人那裏住一宿。我們發現這種機動變通的管理方式很奏效，往往更能鼓舞保姆的工作熱情。代價僅僅是犧牲了我們自己的節假日。
想想結婚五年，由於家庭的拖累，無數個周末，我和妻子竟沒一起去過一次公園。
最擔心的是，哪個保姆一旦產生“想走”的念頭，一準兒打我們個措手不及。所以，哪怕是為她加薪、適當減少工作量，隻要她不提走，還願意繼續忍受下去，就算萬幸。
每天下班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問保姆——“他們今天怎麼樣？又鬧了嗎？”
得到的回答如果是“還行”，“還那樣”——就已經很滿足了。如果說“今天還真不錯，沒怎麼鬧”，一家人的心情都會因此而陽光明媚心花怒放。真的。
但，讓我們見得更多的，是劉姐皺著眉頭，一臉抑鬱和無奈的一聲歎息。想必父母這一整天有多熬人。劉姐臉上的表情是父母一天表現的晴雨表，父母表現的好與壞，同樣是我們心情的晴雨表。
劉姐體諒我們出門在外上班的不容易，所以盡量不在上班時間打電話給我們，怕打擾我們工作。隻要不出現大的反常或意外，她都能自己承受並解決。我們把老人全權委托給她，同時提醒她：“家裏有什麼事，一定及時通知我們。”我們相信保姆有判斷事情輕重緩急的能力。不相信父親的危言聳聽和誇大其詞。
父親的牢騷、抱怨和命令式的下達，則無論何時何地，金牌調來銀牌宣，步步緊逼。我說過，父親晚年生活中，電話——成了他與家人、兒女們唯一的聯絡手段，電話機放在他伸手夠得到的床頭櫃上。為了方便緊急時的聯絡，我特意打印了一張工整的通訊錄，貼在電話上方的牆上，字號加大，為了讓父親清楚地辨認。上麵不僅有以我為首的所有兒女、姑爺兒媳的單位電話、手機、家庭電話，還有老家親戚、他的老同事，以及社區醫院、急救、物業、剃頭師傅的電話號碼，一應俱全。這下好，父親每天以打電話為使命，開始不斷騷擾所有人——
“快回來吧，你媽不好呢（指病得嚴重）。趕緊！”
“你媽摔下地了，磕的都是血。保姆不知幹嗎去了，半天不在家……”
我隻能撂下手頭的工作，萬分不好意思地向單位請假。從單位到家的距離，開車最快也要近一個小時。一路上心情沉重，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
進得家門，母親已經好好地坐在床上吃飯了。劉姐在喂她。
鼻子磕破了皮，已經上了藥。
保姆解釋說，她去買菜的工夫，母親摔下來了（根本不是“大半天”），已經找社區大夫看了，塗了藥，沒那麼嚴重。
虛驚一場。然而班卻上不成了。
這樣的事今後又發生過無數次。
父親電話那頭的一點不安，相隔遙遠的電話這一頭，就會放大成十倍的不安。
一個不明所以的電話，就會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這父親也不理解。父親是否在以這樣的騷擾，證實他存在的重要性？
電話那邊的父親幾乎沒有與我們和顏悅色地溝通過。每次電話一響，都是他怒氣衝天、十萬火急的聲音。哪怕是他臨時想到一句無關緊要的猜想，比如“要打仗了”，“保姆扔下你媽不管了”，“在飯菜裏下毒了”，等等，他也一定會在第一時間，讓你跟他一起分擔！
有幾次在單位的大庭廣眾之下，對父親這種無稽之談的電話，掛也不是接也不是。不安、惦念、擔心……說沒事吧，又怕有事；說有事吧，翻來覆去無非就那點事。搞得人一整天都失魂散魄的，不踏實。
父親：“你還不快回來啊？”
其時，正參加一個客戶會，很多人盯著。隻得極力裝出平靜：“啊？是嗎？……”
父親：“再不回來我就死了！”
“什麼？——”
父親：“你媽快被毒死了！！！王八蛋操的你！”
“好吧……”
我不知該以怎樣的方式，應對父親威嚇而又強硬的語態。如果是當麵，我一定會跟他大吵大鬧一番，訓斥他以後別再無理取鬧了。可在電話裏，在周圍那麼多陌生人麵前，我不得不把自己偽裝得有教養一點。況且，我在電話這一頭的努力掩飾，是不想讓人知道——我有一個患有嚴重癡呆、妄想症的父親。
隻要是與父母分開，不在他們身邊，我的手機從來都保持24小時待機狀態，為的是家裏有任何突發的狀況，他們隨時能找到我。電話一響，一看是家裏的號碼，所有神經便立刻高度警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