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李淑賢曾目睹李文達和溥儀修改《我的前半生》。李文達執筆撰寫的內幕，李淑賢是知道的。然而……
從剛一接觸溥儀開始，我就感覺到，溥儀對他的政治榮譽可重視了。
每當有什麼政協會議、座談會啦，他非得提前作好準備不可。連裝束都一改常態，打扮得整整齊齊的。一通知他開什麼會議，他都顯得特別高興，總是笑著告訴我。也許是多年的監獄生活使他對公民的政治生活，尤其感到珍貴無比。
記得，大約是1962年3月或4月份之間，溥儀列席全國政協會議。他可高興了，幾次打電話給我，好像得著了什麼寶貝似的。一天，他突然來我家裏頭，拉了我就走。告訴我，他要請我到新僑飯店去吃飯。我也挺高興的。沒想到，半截又出了岔子。
當時乘坐1路無軌電車剛到北小街時，他一掏兜，立時臉上冒出了汗。
“糟了，怎麼找不著了呢？”
原來，他發現工作證、政協會議列席證等都找不見了。這可把他急壞了。
我怕他丟在我的家裏，於是建議他回我家再找一找。
“也許，真沒準兒能找著……”
於是，我陪著溥儀返回吉市口的家中去找。
回到家才發現，原來他掏兜拿手絹的時候，把證件等也帶了出來，掉在了床下邊。
我埋怨了他一頓：
“你平時就總是丟三落四的，這毛病得改一改啊……”
我倆重新坐上公共汽車到了新僑飯店。這時，飯店都差不多快關門了。因為當時這地方是全國政協設的，凡是政協委員都專門發了票，吃飯的時候可允許帶家屬和朋友來就餐。
溥儀作為列席代表，剛發票就帶我來這裏就餐，第一次就露了“怯”。
我倆隻好簡單點了幾樣菜，扒拉幾口就走了。走在街上，我不停地嘮叨不止。溥儀卻笑了。
“丟三落四這毛病，我一定得改……”
在“三年困難”時期，為照顧全國政協委員，每個委員國家補助十幾張餐證，可以在一日三餐之外另補養一下身體。這十幾張餐證，成了溥儀邀我約會的借口。大多時，他打來電話，總是以商量的口吻說：
“咱倆去政協餐廳吃飯吧，好嗎？”
在餐廳裏，晚上大部分是政協委員帶家屬來吃飯。許多人見了麵就問：“老溥嗬，你倆什麼時候結婚啊？”
有一次，我倆吃飯時，還遇到了一個浙江老鄉，問起了我的近況，當得知跟我一起就餐的就是末代皇帝時，吃驚地瞪大了雙眼。臨走，開玩笑地問我倆：
“該吃你們的喜糖啦，要等到什麼時間啊？”
溥儀每逢此時，總是笑而不答，最多說一句：“快啦，快啦……”
有一陣兒，我覺得溥儀一天到晚挺忙，總是夾著一個小包到我家裏來，也總是告訴我，剛從出版社裏來。我不懂也不知道他在忙什麼，以為他在忙文史工作。
直到有一天，溥儀跟我說：
“咱倆今天沒什麼事情，一起去出版社瞧瞧吧……”
此後，我才知道，他正在群眾出版社李文達的幫助下，“撰寫”他的回憶錄呢。這就是那本《我的前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