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逝世一個星期之後，小瑞去了一趟溥儀家，跟李淑賢商量，想把擱在自己家裏的譚玉齡的骨灰重新與溥儀合葬。
結果，遭到了李淑賢的反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溥儀躺在醫院裏，心情很悲觀。
“十一”國慶節即將來臨了。人民醫院外邊很熱鬧。溥儀獨自一人在病床上，孤孤單單。我給他送晚飯時，他示意叫我坐在他的床邊，說話有氣無力：
“我想跟你好好講講……”
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是頭“十一”的一天晚上。
我坐下來之後，溥儀說了好長一段話。許久，他沒有說過這麼長的話了。
“我很擔心，我不在了，你怎麼辦？”
我聽著他的話，沒有言語。
“我很對不起你。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因為你身體不好。我不在了，家裏人不但沒人管你，也沒人理你……”
溥儀講的這些話，我心裏明白。我平時不願跟愛新覺羅家族的人來往，再加上我脾氣不算好，有人找溥儀，我有時擋著不讓見，得罪了一些人。家族裏的一些人對我有看法，這我是知道的。溥儀當然也瞧出了這一點。
溥儀這次跟我說得比較深。平時，他是不說這些話的，就是跟我說也挺講究方式的。
“家族裏的一些人，和我（關係）又怎麼樣呢？”溥儀自問自答地說。“他們過去跟著我……如果不是國家對我好，家裏沒人理我的。現在又正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以後找誰去呢……國家把我這麼一個人改造過來，我沒有做什麼事……這病不會好的，對不起國家，也對不起你……”
說到這兒，溥儀很傷心，不禁落下了眼淚。
我安慰了他幾句。明知道多說也沒用，隻是反複跟他說：“你的病會好的……”
溥儀內心很明白，他對我說：
“這病我自己知道，也知道我的壽數。你不用安慰我……”
說過之後，他扭過了頭。
我不再說什麼，默默地走回了家。
溥儀的病愈來愈重，顯然無法治愈了。老萬時常來看望。直到10月15日，老萬來了最後一趟。眼見無望，連平時比較樂觀的老萬也喪失了信心。溥儀在世的最後兩天，老萬也沒有來。溥儀死時，全身都是浮腫的。他那個棉衣是我上外邊讓人家新拆過的，想起來，仿佛就為了他穿上“壽衣”似的。
10月17日，眼看他咽了氣，我讓人去外邊買了一雙新鞋，給他穿上了新棉衣、棉褲。然後，又給他戴上了他平時戴的那頂深藍色的呢帽子。
1967年10月17日夜裏，溥儀逝世了。
溥儀的遺體被送到了太平間。他的幾個妹妹都不敢到太平間的遺體跟前去。
目睹溥儀逝世前後之人並不多。張崇信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曾以《溥儀的最後時刻》為題撰文記述了親身經曆，現摘錄如下，以作位證：
由於巧合，我曾目睹了溥儀一生的最後時刻。
北京醫學院附屬人民醫院是溥儀當時所在單位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勞保醫院。一九六七年，我作為實習醫生，在這個醫院的第九病房實習。一天下午，從樓下走上來一名新病人，六十歲左右，修長的身材，烏黑的頭發，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顯得文質彬彬，如果再添些白發就是標準的教授儀表了。他後邊跟著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婦女，也是瘦高個，舉止文雅，我看了住院卡，才知道眼前的病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那位婦女則是他當時的妻子李淑賢。
溥儀得的是腎髒病，剛住院時精神還好，除了臉上有些浮腫外，外表與健康人沒什麼不同。他愛活動，經常在病房裏走動。他那個房間隻住兩個病人，另一個病人是西藏來的一位活佛，是個不太通漢語的胖老頭。這個病人不僅在體型上與溥儀形成鮮明的對照，而且在性情習慣上也與溥儀截然不同。他成天坐在床上，不哼不哈也不動彈，溥儀頻頻同他搭話，活佛總是應答得牛頭不對馬嘴，使溥儀大為掃興。這種有來無往的談話真叫人暗暗好笑。我明白，平時跟我對話滿能應付的活佛是在裝糊塗。這種心情在當時的政洽氣氛下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這麼一來，溥儀就更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