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義德指出，福樓拜的旅行筆記和書信向我們揭示出，他小心翼翼地對非洲的事件、人物和社會背景進行報道，並且能從其怪異性中得到快樂。他的作品所關注的是那些引人注目的東西，並用精心設計的語詞將其表現出來：比如碑刻和鳥糞是埃及僅有的兩個能使人感到有生命存在的東西。
福樓拜漫遊非洲時，在哈爾法穀邂逅了庫楚克·哈內姆這個著名的埃及舞女和交際花，並在看完她跳的“蜂舞”後和她上了床。她無疑是福樓拜好幾部小說中的女性人物的原型。賽義德認為，這位非洲女人給福樓拜提供了一個玄想的機會；他為她的自足，為她情感上的無拘無束，還為她躺在他的身旁讓他得以胡思亂想這一行為本身而著迷。庫楚克與其說代表的是一個活生生的女人，還不如說是代表著美妙而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女性氣質，她是福樓拜的薩朗波和莎樂美以及令他的聖安東難以自持的所有女性肉欲誘惑的原型。從另一角度看，庫楚克是令人心煩意亂的欲望的象征，她無邊無際的旺盛性欲特別具有東方的特征。像達妮、莎樂美和薩朗波自己一樣，庫楚克注定要墮落、無育、無嗣。福樓拜在旅行結束後寫給路易斯·柯雷的信中說：“東方女人隻不過是一部機器，她可以跟一個又一個男人上床，不加選擇。”
很顯然，福樓拜筆下的東方女性已經經過了文化帝國的變形和置換。所以，賽義德認為，像任何其他類型的法國作家一樣，福樓拜的東方小說也是一種殫精竭慮的曆史重構和學術重構。在他的所有小說中，福樓拜都將東方與沉溺於性幻想的逃避主義聯係在一起。愛瑪·包法利和弗雷德裏克·莫羅都因日思夜想在其乏味的小資產階級生活中所沒有的東西而身心交瘁，這些東西不斷地在其白日夢中出現，包裹在東方的老生常談之中：閨房、公主、王子、仆人、麵罩、舞女和舞男、冰凍果露、油膏，等等。
對於１９世紀的歐洲而言，隨著資產階級的觀念日益取得支配地位，性在極大的程度上被加以規範化。而在東方這個地方可以使人找到在歐洲無法得到的性體驗。在福樓拜的創作中，“東方的性”像大眾文化中其他類型的商品一樣被標準化了，其結果是讀者和作家們不必前往東方就可以得到它，如果他們想得到它的話。
福樓拜的東方敘事充滿了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性錯亂、性幻想和性表演：
有一天，為了娛悅大眾，穆罕默德·阿裏的手下人從開羅的集市上帶走一個女子，將她放到一家商會的櫃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與她交合，而商店的主人則在一旁安靜地抽著他的煙鬥。
一天，從開羅到休布拉的路上，一個年輕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與一隻大猴子雞奸——就像在上麵的故事中一樣，隻是為了出風頭，以博觀眾一笑。
不過，福樓拜坦率地承認這種怪事是不多見的。“所有古老的笑話——受杖責的奴隸……拐賣女人的販子……偷東西的商人”這些眾所周知的小醜形象——在東方都會獲得新的意義。這一意義無法被複製，其妙處隻有在現場才能感受到，一旦離開了現場就大為失色。東方被觀看，而歐洲人則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臨下地巡視著東方，從不介入其中，總是與其保持著距離。
最後，賽義德對福樓拜的東方之行及其東方敘事作了總結：
“這一舞台所上演的戲劇非常合乎邏輯地成了文本表現的獨特話題。這樣，一個完整的循環就完成了：人們在文學文本中所無法預見的東西可以成為學術著作所描述的對象。其特殊性可以被移譯，其意義可以被解碼，其敵意可以被馴化；然而，人們賦予東方的普遍性，人們在實際接觸東方過程中所產生的醒悟，東方所顯示出來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怪異性，在關於東方的言說或寫作中全都得到了重新配置。”
福樓拜對於非洲的性描寫，奠定了法國人在非洲進行性掠奪的基本的敘述方式，即一方麵肆無忌憚地進行性掠奪，另一方麵又對非洲他者進行性醜化。這一模式首先被他的學生莫泊桑所複製。莫泊桑的母親酷愛文學，與福樓拜是朋友。早在１８６７年，莫泊桑就通過母親的關係結識了福樓拜。１８７３年，莫泊桑正式拜福樓拜為師，其作品與其先師同聲一氣，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莫泊桑的小說《瑪珞伽》的敘述者一到非洲，就像種馬一樣發了情。
這位性饑餓患者在遊曆了波尼、君士坦丁、比斯克拉和塞提夫之後，長居海灣城市布日伊，而此次出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為了獵豔。他認為非洲並不缺少姑娘，然而她們卻和“撒哈拉井裏的泥漿水一樣有毒而腐臭”。為了驗證自己的觀點，他在小說中描述了一個本地姑娘瑪珞伽，一個淫蕩而又邪惡的少婦：“這真是一個奇妙的姑娘。既有點獸性又有點傲氣。她的那雙眼睛總像是閃耀著熱情；她半開的嘴唇、尖利的牙齒，乃至她的微笑，都有著某種強烈性感的意味；她長而豎立的尖尖的奇妙雙乳，像一對肉的梨子，像有鋼簧一樣富於彈性，賦給她的軀體以某種野獸意味，使她成為某種低級的而美麗出眾的人，命定是愛情無度的生物……沒有一個女人的胸懷中會有比她更難於平熄的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