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１７世紀時還隻是大英帝國的“排汙管”和殖民地。然而，它在經曆了１８世紀的獨立戰爭和１９世紀的南北戰爭之後，經濟開始起飛。到了１９世紀末期，美國開始進入帝國主義發展階段，其工業總產值已經躍居世界第一位。此後，它在２０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坐收漁人之利，攫取了世界霸權。
所以，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西方文明史由歐洲中心轉向美國中心的一個分水嶺，而美國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題材的小說則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帝國形成的重要標誌。它們通過對戰史的美國式闡釋，在宣揚強權文明觀的同時，刻意將美國裝扮成為全人類的救世主和新世紀的領路人。在這些作品中，赫爾曼·沃克的《戰爭風雲》（１９７１年）及其續集《戰爭與回憶》（１９７８年）和約瑟夫·海勒的《第２２條軍規》（１９６１年），風格迥異，但都不遺餘力地為美國君臨世界鳴鑼開道。可以說，在他們的創作中，２０世紀末期在美國思想文化界被炒得沸沸揚揚的“大西洋主義”已經初現端倪。解讀這種美利堅全球敘事，對於我們追蹤西方文化帝國的最後形成和未來走向，洞察西方文化中心的內在本質，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撒旦的詩篇
人類文明是如何傳承的？世界曆史的車輪是由誰推動的？在探討這些最根本的問題的過程中，西方文化逐漸形成了自成體係的強權文明觀。在沃克等作家看來，世界曆史從來就是由強國書寫的，地球一向就是由巨人推動的；在古代世界，希臘、羅馬、波斯、馬其頓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當然霸主，奧古斯都、亞曆山大也就成了天之驕子；今天，輪到英國、德國、美國來重建世界秩序，應該由丘吉爾、希特勒、羅斯福來推動地球的轉動了。
《戰爭風雲》和《戰爭與回憶》的主人公亨利登場時隻是一個美國海軍中校，在大戰爆發之前被派往柏林擔任美國使館的海軍武官。他在橫渡大西洋的海船上邂逅了德國潛艇軍官格羅克中校，兩人談起了時局，格羅克中校擺弄著空酒杯說：
“如果你的人民不願了解德國，那隻好打出個結果來。
你不了解１９２０年我們國家是個什麼樣子。如果那種製度再延續幾年，那就不可能有海軍，不可能進行經濟建設。什麼也不可能有，德國就完蛋了。虧得他站出來，使德國恢複了它在地圖上的位置。你們有一位羅斯福，我們有他。維克多，你知道，我在紐約一家遊藝俱樂部，聽見有人把羅斯福稱作發了瘋的瘸腿社會主義者。有千千萬萬人恨他。對吧？
我不是個納粹，我從來不認為希特勒是百分之一千的正確。
可是，該死，他偏偏是勝利者。他跟羅斯福一樣，把事情都對付得很好。你想讓我們把他擺脫掉？首先，這根本不可能。你知道什麼是政體。即使可能，我們也決不那麼做，但和平還是有可能的。那就要靠一個人，這個人不是我們的希特勒。”
“那是誰呢？”
“你們的總統，英法眼看就要垮了，要不然他們會在９月份發動進攻。他們幾時才會重新遇上這種機會呢？他們之所以能夠堅持的惟一理由，就是他們感到有美國作他們的後盾。隻要你們的總統明天對他們說一句話‘我不支持你們反對德國’，那世界大戰在沒有開始之前就結束了，我們將會有百年的繁榮昌盛。”
在文化意識深處，沃克是認同格羅克的觀點的。但是，為了不致如此露骨地張揚強權文明論而引火燒身，招致可能產生的譏評，作者煞費苦心地虛設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國武裝部隊作戰參謀部供職的阿爾明·馮·隆將軍這個人物，假說此人戰後在獄中寫了幾部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陸海空戰役”的軍事著作，後來亨利又將其中的《失去了的世界帝國》和《世界大屠殺》譯為英文出版，以致沃克能夠順理成章地將這兩本書的相關章節插在《戰爭風雲》與《戰爭與回憶》的關鍵之處，並作了批注。從此，作者就假借此人之口，隨心所欲地在書中播撒自己的種種觀點。作者惟恐讀者不能意會這一點，特別在小說的前言中點出：“馮·隆將軍的書提供了作為對立麵的德國人的內行看法，它作為一種自身言之成理的軍事文學，在它特殊範圍內有其可靠性。”在第一次引用《失去了的世界帝國》的內容時，作者又說：“我認為，這位作者如實地描述了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人：
一個非常倔強和效能很高的戰鬥民族，並非一群愚蠢的虐待狂，也不是現在流行的娛樂節目中所醜化的那樣一幫可笑的笨蛋。整整６年，這些人幾乎把整個世界打得筋疲力盡，他們也犯下了前所未有的罪行。他們的賭注，用莎士比亞一句很能說明問題的話來說，就是‘偉大的地球本身’。”
《失去了的世界帝國》不僅一再重複格羅克所信奉的強權文明觀，而且更進一步地宣揚“戰爭有理論”、“戰爭不可避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