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高麗忠宣王西謫吐蕃事件，近年來，頗得學術界的關注。特別是桂棲鵬《元英宗謫高麗忠宣王於吐蕃原因探析》、薛磊《元朝與高麗政治關係中的重要人物——高麗忠宣王王璋》二文，都從元朝內部的政治鬥爭尋找原因，諸如：“元英宗謫王璋於吐蕃，是當時帝、後之間宮廷鬥爭的又一表現。其實質原因在於王璋是太皇太後答己的親信，成爲了元英宗欲予清除的對象。”本文通過對相關資料的重新梳理，指出：在人事關係上，王璋與太後“近倖”失列門有過激烈衝突，而記載所提到所“忤”的“中貴人”，正是曾爲太後“內寵”的鐵木迭兒之子八吉思。所以，説其由太後親信成爲政治鬥爭犧牲品，不能成立。在信仰上，由於英宗也是個十足的崇佛者，其緣沈迷釋教獲罪的推測，也不能落實。從當時高麗士子的相關作品分析，可以得知：西謫，與“忠肅王滯留大都”等事件前後銜接，爭執的焦點，最終聚到王氏“四百餘年基業”的處置問題。鑒於退位的王璋不能坐視社稷中絶，將其驅逐至萬裏之外的撒思結，也就成了“中土化”高麗計劃實施前的必要舉措了。而八吉思因贓罪敗露被殺後，王璋僅得將留放地改在稍近的脫思馬，正是英宗本人熱心以上計劃的明顯標誌。
一
有元延祐七年十二月，業已退閑、耽留於大都城的高麗忠宣王王璋，突然因嗣位不久的英宗命令，流放於大元國封疆西南陲的宣政院轄地烏思藏納裏速古魯孫宣慰司府衙所在撒思結之地。事出倉促，備嘗淒惶，路途迢遞，環境險惡。對於這樣一位既貴又尊的駙馬、上王，當然是非同一般的變故。李齊賢《益齋稿》卷九上《忠憲王世家》、卷六《同崔鬆坡贈元郎中書》：“皇慶癸醜（二年），遜王位於世子江陵君諱燾，一名阿剌忒實裏，尚英王女，又尚魏王二女。王有兄曰江陽君滋，以非公主子，不得立，有子三人，王愛撫如所生，取第二子養之宮中，名暠，一名完澤禿，令襲爵爲沈王，尚梁王女。王既謝兩王位，留京師邸，稱病不朝。”“老沈王即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於盛代，歷仕五朝，既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退，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土蕃之地。去故國萬餘裏，革船渡河，牛箱野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麨，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説。行路或聞之，尚爲之烏邑，況其策名委質者哉！閭闔阻排雲之叫，廊廟無蟠木之容，雖含恤而憤泣，大聲而疾呼，孰聞之而孰憐之耶？此某（李齊賢）等所以當食忘餐、已臥復起，遑遑棲棲，淚盡而血繼者也。”
按理説，遭到如此嚴重的責罰，必然有相應的嚴重過愆。更何況懲處的決斷，係由孛兒隻吉氏一朝頗有贊譽的“格堅”皇帝碩德八剌所作出。不過，説來奇怪，不僅在相關的記載中見不到明確的罪名，就是在高麗臣子向朝廷當政丞相拜住請求寬恕的書信中，也沒有承認具體的疏失。《益齋稿》卷六《上伯住丞相書》：“如是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饑溺，執事其何以處之哉？往歲我老沈王遭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於雷霆之下，得從輕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有逾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同，風氣絶異，盜賊之不虞，饑渴之相逼，支體羸瘠，頭須盡白。辛苦之狀，言之可爲流涕，執事忍視之耶？語其親，則世皇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爰自太祖聖武皇帝草創之時，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效，其功不可忘也。雖執迷不悟，罪至罔加，原其本心，固亦無他。竄謫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改過，亦已多矣。伏望執事既嘗力救於初，無忘終惠於後，敷奏黈聰，導宣天澤，俾還故國，以終餘年。其爲感激，豈止轉溝壑者飫美食、陷濤瀨者履坦途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爲之，日延月引，而爲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爲德不竟，竊爲執事惜之。”
對於這樁堪稱疑惑重重的公案，近年以來，引起了不少學人的探討興趣。見仁見智，衆説不一，而以王璋加入政治派別從而成爲打擊對象之説廣爲接受。桂棲鵬《元英宗謫高麗忠宣王於吐蕃原因探析》一文認爲：“王璋所執迷者爲佛教，致其獲罪被謫的具體事由也在於此。”“王璋與答己的關係確非一般，實際上是答己的親信之一。”“仁宗剛死，答己即製出中宮，任命鐵木迭兒爲右丞相，並把一批與自己關係密切的蒙古、色目勛貴調入中書。”“英宗即位之初，帝、後之間的宮廷鬥爭便已相當激烈，其中有權力之爭，也有不同的政治傾向之爭，鬥爭的焦點則集中於人事方麵：太後集團極力打擊漢法派，孤立英宗；英宗則嚴厲懲治太後集團的骨幹，試圖削弱太後集團的力量。”“元英宗謫王璋於吐蕃，是當時帝、後之間宮廷鬥爭的又一表現。其實質原因在於王璋是太皇太後答己的親信，成爲了元英宗欲予清除的對象。”薛磊《元朝與高麗政治關係中的重要人物——高麗忠宣王王璋》一文則強調：“皇太後答己在元仁宗朝就幹涉朝政，尤其是庇護爲非作歹的右丞相鐵木迭兒。”“英宗即位後僅兩個月，就對答己的黨羽進行打擊。這樣看來，王璋的遭流放很可能與元英宗打擊太皇太後答己一黨有關，而王璋顯然是屬於答己一黨的。”
將王璋劃入太皇太後答己、右丞相鐵木迭兒一黨，缺乏根據。即王璋與太皇太後主要羽翼的關係，也存在著難以調和的齟齬。鄭麟趾《高麗史》卷一〇四《金深傳》：“延祐中，失列門矯太後旨，下[權]漢功等三人獄，王怒甚，因太後侍婢也裏思班白太後曰：從臣愛我者莫如三人，深等不告我，而輒訴徽政院，其意不止三人，惟陛下憐察。漢功等亦以賄求免，太後即命釋三人，杖流（深）[沈]思溫於臨洮。”“矯太後旨”的失列門，也就是太皇太後幸臣之一的徽政使失列門；當英宗既位初年，亦王璋西謫數個月前，緣指控有“擾亂國政”行爲而被“各正典刑”。《元典章》卷三《聖政明政刑》：“延祐七年五月日，欽奉聖旨：朕肇登大寶，衹遹先猷，仍圖任於舊人，庶共新於治效。豈期邪黨，輒藴私心？邇者阿散、黑驢、禿禿哈、失列門、亦裏失八等潛結詭謀，擾亂國政，既自作於弗靖，固難逭於嚴誅。”“今已各正典刑，籍沒其家。於戲！”至於鐵木迭兒，此時卻是事件的有功者。許有壬《至正集》卷七七《正始十事》：“其（帖木迭兒）殺失列門、也裏失班，當其罪者，矜誇爲功。至於[蕭]拜住、[楊]朵兒隻、賀伯顔，天下皆知其無罪，盜弄威權致之必死。”倘若王璋真是答己的親信，元英宗何不以同樣的罪名加諸其上？
二
王璋於佛教具有非常的熱情，應該是事實。《益齋稿》卷九上《忠憲王世家》：“唯酷嗜浮屠法，捨本國舊宮爲旻天寺，極土木之工，範銅作佛三千餘軀，泥金銀寫經二藏，黑本五十餘藏。邀蕃僧譯經受戒，歲無虛月，人或以爲言，好之彌篤。”程文海《雪樓集》卷一八《大慶壽寺大藏經碑》：“今王（王璋）又以聰眀忠孝，爲皇帝、皇太後所親幸。大德乙巳（九年），乃施經一藏入大慶壽寺，歸美以報於上。寺爲裕皇祝釐之所，於京城諸刹爲最古。”不僅是普通人所常有的施捨，其還曾投入數量不菲的資財，在留居的大都城內創建新的寺院。李穀《稼亭集》卷二《京師報恩光教寺記》：“延祐丁巳（四年），高麗國王諱某（王璋），既釋位，留京師邸，買地於故城彰義門之外，創梵刹焉。越三年己未，工告畢，命錢唐行上人演天台教。未幾，還山。明年，乃延致華嚴教師澄公綱維寺事。已而，王被命捧香江南，學法西域，不遑寧處。今上即位之年（至治元年）三月，今高麗國王暨沈王以父王遺令，召本國天台師，住持瑩原寺、重大匡慈恩君，賜定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旅公主其寺。寺爲地五十畝有奇，附東偏者三畝，爲屋一百餘楹。買田良鄉，爲畝者五千二十，在蘇州者三十頃，果園在房山縣百二十畝，凡爲費楮幣五十餘萬緡雲。”
在王璋的交遊名單中，也有不少高僧。虞集《道園學古録》卷四七《敕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皇慶二年，三韓萬奇上人從沈王（王璋）奏請，還祖東山。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方爲虎溪第一坐，通率衆，具禮請主其山。”崔瀣《拙稿》卷一《送盤龍如大師序》：“如公妙年披剃，高步選佛場，見知太尉上王（王璋），崇細秩，授名刹。而以親者，不忍告左右，湯藥必先嘗。至於其歿，尤友愛弟兄間。蓋孝悌發於性，雖其學仁佛，趣舍問知者有先後，則今於一公道場，重新香火，大振法需者，非師而誰？師東庵李文定公次子，今王府斷事官、國相益齋公之兄。”《益齋稿》卷七《慧鑒國師碑銘》：“皇慶癸醜（二年），太尉王（王璋）謙居永安宮，安車卑辭，邀至京城。時方聚禪教名流，日以次講論。師（萬恒）至，棒喝風生，辨若懸河。王喜甚，行同輿、手捧饌，加法號別傳宗主重續祖燈妙明尊者，袈裟、衣裙、帽襪，先銀幣五十鎰以贐。”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其（弘教佛智三藏法師，沙囉巴觀照）始疾也，詔賜中統鈔萬緡，俾求醫藥。太尉、沈王（王璋）往視疾焉。既歿，又賜幣萬緡以給葬事，遣使驛送其喪歸葬。故裏門弟子相與建塔，以表其藏。”
高麗士人崔瀣曾經漫談佛與儒二者的關係，《拙稿》卷一《送盤龍如大師序》：“予嘗謂：知儒而不知佛，不害爲佛；知佛而不知儒，則不能爲佛。”曾爲高麗的國王王璋，似乎就是這樣的一位既“知儒”又“知佛”的人物。李齊賢《櫟翁稗説》卷前一：“德陵入侍天庭，招致名士講論今古，竟日忘倦。自三代至於五季，君臣得失，國家理亂，言之如昨日事。延祐初，鮮卑僧上言：帝師巴思八，製蒙古大字，有功於世，乞令天下郡國立廟，比孔子。仁宗命大臣諸老會議，王謂國公楊安普曰：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今以製字取以爲祀，後世恐有異論。事雖竟行，聞者偉之。常使僚佐讀宋史，端坐以聽，至李沆、王旦、富、韓、歐陽、司馬諸名臣傳，必舉手加額，以致景慕之思，至丁謂、蔡京、章惇等奸臣傳，未嘗不扼腕切齒。其好賢嫉惡，蓋天性雲。”《益齋稿》卷附李穡《李齊賢墓誌》：“忠宣王佐仁宗定內難，迎立武宗，故於兩朝寵遇無對，遂請傳國於忠肅，以太尉留京師邸，構萬卷堂，考究以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至都，實延祐甲寅（元年）正月也。姚牧庵（燧）、閻子靜（復）、元復初（明善）、趙子昂（孟頫）鹹遊王門，公（李齊賢）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嘆不置。”
以王璋罪名爲“執迷”佛教的斷言，不能説是“的信”。《高麗史》卷一〇七《閔漬傳》：“至治三年，[閔漬]又獻書都堂曰：伏惟前王以世祖之外甥，歷事五朝，凡三十餘載。但以廣作勝緣、祝延聖算爲己任，一旦不覺執迷，獲戾於天，遠謫西土者，於今四年，豈不痛哉？”在這裏，“執迷”所指，應是相背的內容，而非“廣作勝緣”本身。事與實違，予以懲治的英宗，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釋教崇奉者。從“釋源宗主”的際遇，即可略見一斑。《至正集》卷四七《敕賜洪公碑銘》：“英宗皇帝時居東宮，已虛佇信向，數嘗引見。既即位，即授公榮祿大夫、司徒。已而，進階光祿，加大司徒，刻銀爲印，食一品祿。承製總選名僧，校讎三藏書，領江淮官講凡三十所。於是，貴幸莫比矣。會壽安山大昭孝寺成，詔以公主之，大都弘正棲禪、上都弘正等寺皆隸焉。大昭孝寺者，英宗之爲太子，嘗至其處，喜其山水明秀，左右或言：此山本梵刹也，後爲道士有。至是，因觀基煉石鑿山，大起佛宇，功德無量，欲資以慰薦祖宗在天之靈，旨意甚鋭。惟公具大善知識，願力堅固，簡在宸衷，其應是選，亦可謂非常之遇矣。於是，車駕臨幸，置酒流杯池上，丞相東平王及公侍。天顔甚懌，顧左右若曰：朕有賢相，又得此奇人，至可樂也。因手簪花其帽，諭所以畀付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