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樸實一點的東西。”
丁玲的客廳裏，掛著葉聖陶書贈她的詞《六麼令》、魯迅的七絕《悼丁君》，還擺著一尊魯迅的瓷像。除開這些，引起我興趣的還有一隻白鬆鼠。丁玲介紹說：“這是雕刻家劉開渠的作品。劉開渠是老實人，雕出來的東西也是老實樣。本來，小鬆鼠是還可以塑得更活潑一點的。但是我就是喜歡樸實一點的東西。”她由此憶及一段往事：大約是20 世紀20 年代末，她就結識了劉開渠。當時，劉隻曉得她是窮詩人胡也頻的愛人，不了解她本人是一登台就掛頭牌的作家。有一次，劉開渠看到她桌上的文稿，上署“丁玲”二字，這才吃驚地問道：“你就是丁玲呀！”說到這裏，丁玲不禁開懷大笑起來。
“你們不要吃烈士嘛！”
丁玲厭惡那些靠別人聲名牟取私利的人。解放初期，有一位烈士的侄兒要過繼給烈士做兒子，以享受烈士家屬待遇。她頗不以為然，說：“優待烈屬是國家一項政策，但你們要靠自己努力，不要吃烈士嘛。”
1980 年，又有一個自稱是也頻的好朋友的人，拿出一張丁玲跟胡也頻烈士的合影，照片背麵有他們兩人的各一句題詞，想要公開發表。丁玲鄭重告訴我：“這個題詞不可能是真的。所謂胡也頻的題詞，使人覺得他自己有即將成為烈士的預感；所謂丁玲的題詞，使人覺得她自已有即將遭到逮捕的預感。我當年把這張照片寄回老家，背麵並沒有題詞，後來被人借去看了，還回來就有了這種題詞。”丁玲說，她決不承認這種並不存在的事實。
“你們不要跟那些自詡為理論家的人跑。”
1980 年8 月，全國高等學校文藝理論學術討論會在廬山舉行，丁玲應邀參會，圍繞“文藝與政治關係”作了一次發言。她強調，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創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動，創作和批評文藝作品一定要講社會效果。她認為，提“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跟提“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口號，並沒有什麼根本區別。她告訴我，這次會議後來發了簡報，但把她下麵的這些話刪掉了：“你們不要跟著那些自詡為理論家的人跑。他們今天說東，明天說西，你哪裏跟得過來？有時間不如多讀幾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從中能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
“我是吃魯迅奶長大的。”
還是在廬山高校文藝理論討論會上，有人說，巴金作品在解放前要比魯迅作品的社會影響大，很多人是讀了巴金作品走上革命道路的。丁玲說：“這不符合曆史。巴金作品雖然寫得好，發行量也大，也起了進步作用，但那時他的作品的革命傾向和思想深度，以及影響的深遠，跟魯迅作品還有不同。巴金同誌如果聽到這樣的評論，也會不同意的。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很多人都受過魯迅作品的熏陶。
魯迅說他自己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我便是吃魯迅奶長大的。魯迅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永遠站在他的一麵。”
“毛筆”的故事
在我保存的珍貴紀念物中，有一張30 厘米寬、26 厘米長的照片，上麵是毛澤東同誌1937 年2 月寫的一首《臨江仙》。丁玲在贈我的這張照片上簽了名，並注明贈送時間“1980.12”。丁玲介紹了這首詞的題寫和保存經過。她說，1936 年11 月中旬，她曆盡千辛萬苦來到黨中央的臨時所在地保安（現為陝西省誌丹縣），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領導同誌的歡迎。不久，毛澤東同誌抄寫了這首調寄《臨江仙》的歡迎詞給她。後來因為戰局動蕩，她把這首詞的手跡裝進一個中式信封，帶到大後方，委托胡風保管。胡風在信封上寫了“毛筆”二字，意即“毛主席的筆跡”。1955 年抄胡風家時，抄家者認為這是無關緊要的東西，沒有拿走。十年浩劫中，胡風的東西再次被抄，他把這個信封放在一隻皮包的夾層中，結果，皮包裏胡風自己的東西被抄走了，而這個信封卻安然無恙。丁玲風趣地說，當時如果發現了這個信封，有人就會說丁玲跟胡風早有勾結了。
“這樣的人有什麼可肯定的呢？”
大約是1983 年，有家文藝刊物發表“翻案文章”，說賽金花如何如何好。丁玲氣憤地說：“賽金花原本是狀元夫人，後來主動當了妓女兼鴇母，甚至發展到跟侵略者睡覺。
這樣的人有什麼可肯定的呢？發表這種文章，對年輕一代有什麼影響呢？還有人把賽金花跟陳白露相比，這是不對的，曹禺筆下的陳白露，畢竟厭惡周圍庸俗、卑汙的人們，不甘心於醜惡汙濁的生活，賽金花怎麼能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