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至1950年200萬人遷徙到台灣的過程中，最終沉沒的太平輪的悲劇隻是其中一個小插曲。其時在中國沿海的每一個重要的港口，類似太平輪這樣的生死離別在日複一日地上演著。而那些有關太平輪的離散記憶，勾勒出的卻是一場大遷徙的輪廓，一個大時代的故事。時間，讓我們先從1948年說起。
有道是“忙人起五更”，天剛蒙蒙亮，“玉壺春”茶館的老板黃士忠就已起床，開始一天的忙碌了。
“玉壺春”茶館位於老上海的城隍廟附近。在1948年，老上海大大小小的茶樓有數百家之多，僅城隍廟一處，就有大小茶樓幾十家。“上海茶樓甲天下”，在20世紀上半期，茶樓是“十裏洋場”的一個縮影。
因茶客不同，上海茶館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中高檔茶館，如一樂天茶社、仝羽春茶社、如意茶樓、聚寶茶樓、青蓮閣茶樓等等。這類茶館的茶客基本來自中上流社會，大多為顯貴要人、社會名流、文人學士、闊老商賈以及在社會上已有地位的大流氓頭子、幫門會道頭子，像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之流。這類茶館大多處於繁華市麵或風景幽靜之處，樓房高大，無論外部裝潢還是室內裝飾都比較講究。茶室優雅，窗明幾淨，並布置有內室、雅座，專供顯貴要人、闊老、大亨們品茗議事和社會名流會友。當然，茶資也高出一般茶館若幹倍，甚至幾十倍。
另一類是低檔茶館，數量特別多，遍布街市裏弄，其中最多的是一種俗稱“老虎灶”（又叫“熟水店”）的茶館。這類茶館，僅設幾張破桌破凳，條件比較簡陋，光顧的茶客多為社會的下層人物、普通百姓，其中也有為數眾多的遊民、無賴、地痞。這些茶館從清晨開門營業，一般到晚上九十點鍾即打烊關門。每到中午，就有一些串街過巷箍木桶的、修雨傘的、磨剪子搶菜刀的、鋦碗補鍋的、搖撥浪鼓的、收破爛挑高籮的小商小販以及走坊郎中、算命先生之類的角色前來光顧。他們經過一個上午的走街串弄，來此歇腳，泡上一壺廉價的熱茶，掏出幹糧，邊吃邊飲，說笑逗趣，傳播著走街過巷所聽到的各類消息，看到的奇聞怪事。
舊上海的各類茶館都是新聞集散地，消息特別多，故而報社的記者、巡捕房的巡捕、便衣偵探，都經常光顧茶館。有的記者，尤其是晚報、小報的記者在茶館聽到消息、趣聞後往往當場在茶館草就文章，直接送往報社夜班編輯處。許多報紙上的花邊新聞就是這麼炮製出來的。而巡捕、偵探不僅常從茶館中得到破案線索，有時就幹脆在茶館辦案，把茶館變成公事房，所以在舊上海有“包打聽”茶會之說。不過，這種茶客喝茶是不付茶資的，茶樓老板則依仗他們的勢力維持市麵。
舊上海的茶館以茶招徠顧客，但是，茶客中除一些有閑老人專為品茗而來外，絕大部分是以茶樓為場地進行各種活動的。最常見的活動一是等待雇工的，就是把茶館當“勞務市場”。還有一種是做交易的，這是把茶館當作“交易市場”。這批人是繁華地段茶館的最主要的一批茶客。每日清晨，如布業、糖業、豆業、錢業、絲業、茶業……各行各業的大商人們都到城隍廟的中高檔茶館晤麵、應酬，通過吃早茶談交易，達成一筆筆的買賣。
舊上海的茶館除是新聞集散地、各種活動場所外，還有兩件當年其他地區茶館所不會有的怪事。一是妓女聯袂來拉客。當時晝錦裏的一林茶館、五馬路（廣東路）棋盤街（今河南中路）口的同芳居茶館、怡珍茶館都是妓女們聚會拉客之處。因為上海是中國最早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商品意識強的外國人見茶館是中國人常去的場所，當然不會放過這絕好的賺錢機會。最早是日本人在光緒初年開辦“東洋茶館”，以銷售日本茶食為主，後來漸漸添入色情成分成為變相妓院。後來，此風蔓延，上海的一些茶館為了賺錢招徠顧客紛紛效法。二是兼設煙榻吸鴉片。像洋涇濱附近的麗水台茶館、南京路的一洞天茶館就設有煙榻，供癮君子們吞雲吐霧。這幾家茶館生意因此特別興隆。“玉壺春”茶館是一家中低檔茶館，和當時眾多的普通茶館一樣，主要是為茶客們提供一個勞務、交易場所，此外並無什麼特別之處。它的門麵和老板黃士忠一樣樸實，門口掛著的招牌上書有“玉壺春”三字，筆力遒勁、厚重，是店內常客、說書藝人孟老先生的墨寶；門兩旁貼著的一副對聯，在當時也是流行至廣的：“求名忙，求利忙，忙裏偷閑，喝杯酒去；為工苦，為農苦，苦中作樂，泡碗茶來。”至於店內陳設，也是比較簡單，桌凳茶具，雖然舊些，但都擦拭得非常幹淨整潔。因晚上為招徠顧客設有書場，在茶室正中靠牆一麵砌有一個小壇，是為應聘的評彈藝人、說書藝人的表演之處。
“玉壺春”茶館對黃士忠而言，也算是祖傳的產業，由其祖父辛苦創業並發展壯大，其父黃老先生繼承後達到鼎盛。但到了抗戰時期，因黃老先生不願參加由日本人操縱的上海商會，而被日本人殺害，家產也被抄沒，黃家由此家道中落。到黃士忠兄弟那裏，除了一把能代表“玉壺春”曾經輝煌曆史的祖傳的小金壺外，黃家基本上一無所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