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最後的賭注，也是最後挽救蔣介石危局的“黃金稻草”，指的就是寶島台灣。當時社會各階層，甚至包括共產黨，都沒有料到蔣剛被選上總統（1948年5月），年底前就已經開始做逃往台灣的準備了。就國共鬥爭而言，這一步棋蔣算先了一著。
之前，蔣介石在1946年10月21日偕夫人宋美齡訪問台灣，於27日在台北發表感想說：“以台灣教育的普及，社會基礎的健全，三五年之後，必可成為中國之模範省。”這雖則是官方文告，但由此足見蔣介石對台灣印象良佳。尤其是去年10月17日國民政府接管台灣時，剛剛擺脫了日本政治壓迫和經濟榨取的台灣民眾，30萬人砌成人牆夾道歡迎的場麵，讓他感慨良多。他注意到台灣民心可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裏不僅有日本經營多年留下的獨立工業體係，而且還是一塊“未被中共滲透的淨土”；尤其中共打遊擊出身，沒有海空軍基礎，台灣海峽就可成為安全的天然屏障。因此，當大陸敗局漸明時，蔣最終在西康、海南、台灣三個撤退方向中選擇了台灣。
然而，就在蔣介石在台北發表感想的第二年，台灣就發生了大規模民眾反抗國民政府的事件，是為“二·二八”事變。
台灣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戰後台灣農業產值隻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則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與物價秩序混亂。
國民政府在接管台灣之後大量印製鈔票應付財政支出，並將台灣人賴以維生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大陸以資助國共內戰，並強行征糧，造成台灣的糧食短缺、物價飛漲以及惡性通貨膨脹（後來的幣製改革中，竟以1元新台幣兌換4萬元舊台幣），短短一年多，台北市零售米價就漲了400倍。台灣開始出現饑荒，途有餓殍。《人民導報》於1947年2月12日的第三版報載“高雄饑民僵斃路上令人慘不忍賭”，恒春一帶的貧民吃檳榔葉果腹，各地發生搶米風潮，四處盜賊橫行。這與當時的大陸毫無二致。國民政府管轄台灣的第一年，刑事案件較前一年增加了28倍。由於物資的短缺與人禍，國民政府管轄台灣的第二年（1946年），台灣的生產指數竟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年（1944年）的一半，台灣的生產陷入停頓，台灣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而且國民政府一方麵接收原屬日本人的財產，將戰後日本人留下的237家公私企業以及600多個單位，通通納入由行政長官公署各處局設置的27家公司來經營；另一方麵又延續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製度，壟斷如煙、酒、糖、樟腦等的買賣，憑借公權力排擠民營公司與民爭利。同時，行政長官公署積極實施全麵的統製經濟措施，管製各類物資，不僅扼殺了民間工商企業界的商機，又壟斷了台灣與大陸貿易的經濟管道，從而造成大量民眾失業。雖然時值國共內戰的非常時期，政府聲稱嚴格的管製政策是為避免奸商操縱圖利，但是政府官員本身卻經由台灣省貿易局（與台灣省專賣局並列台灣兩大統製經濟機關），以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的行徑，私自從中牟取暴利，統製所得絕大部分納入官員私囊，這使台灣的經濟命脈遭受到近乎全麵性的壟斷與掠奪，導致民不聊生。許多公共建築、學校的設備以及工廠的生產機具也被軍人洗劫一空，拆卸後以低價賣往上海謀利，以致工廠因無法生產而關門，工人失業。原本期待結束殖民控製的台灣人，對國民政府延續日本的殖民治理方式壓榨人民生機，非常失望和不滿。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灣後，台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國民政府在台灣政治方麵，重要職位幾乎全由外省人控製。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9個重要處會的18位正副處長中，隻有1位副處長是台灣本省人（宋斐如，歿於二·二八事件）；17位縣市長中，僅有4名台灣本省人，且均為從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灣人不易謀得公家機構職務的差別待遇，更是引發台灣人不滿。相較之下，反倒不如日治時期，台灣人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