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信任吳嵩慶，但吳卻並非“內廷的親信”。在外人眼裏，他或許是“殷紂王的棺材——古板兒”，隻知低頭拉車，不知抬頭看路；但他有其做人的原則，不是一位可以頤指氣使的下屬，“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由於這點原則，他曾“頂撞”過蔣（詳見第七章），但蔣還是對他信任有加；隻是蔣心知肚明吳嵩慶不是一個會玩政治的人，從此摒他於高層權力圈外。吳嵩慶肩上的兩顆星，一直到退休，20年都沒變過，眼見同僚（如嚴家淦，曾任蔣的副手）、下屬越他而上，飛黃騰達，而他數十年如一日，隻是本分地做他崗位上的事情，在日記裏從未見任何怨言，隻是自我鞭策把每天應做的工作做好。
“在與蔣夫人共事期間，有一次他與飛虎將軍陳納德因事相爭，蔣夫人對他說：‘你得罪了顧問，應向他道歉！’我父親說：‘此事我有理，我決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是他侮辱了我，應向我道歉。’蔣夫人聽了遂向陳納德說：‘我們中國人認為拍桌子是一件極不禮貌的事情，好罷，你們兩人握手言和罷！’於是在夫人麵前，我父與陳納德兩人熱烈握手，言歸於好。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在洋顧問麵前一向不卑不亢。”
“父親一生也以此自勵，奉行不輟。筆者不是想過分‘捧’自己的親人，隻能從這個角度去分析他一生為公、冒險犯難的行誼及所做的許多‘傻事’。如1936年在反共高潮時，他竭力為親共左傾的許多位入獄鄉親做保人，當年不但轟動鎮海縣城，也傳到了滬上，至今還為鄉人所樂道（小港信息網，寧波北侖教科網）。這些事從未聽他提及，直到近日筆者才在網上知悉，這說明他隻論事情的是非曲直，而不顧自己的得失損益。他進教會學校之後，更增添宗教裏愛人如己和每日自省的功夫。”
吳嵩慶的耿介、“迂直”於此兩例可見一斑，而後者又顯示出吳嵩慶在政治認識上，在國民政府反共高潮中，是太“天真”了。他隻論是非，而對黨爭毫無了解與興趣。同時，也正由於他的“迂直”，無意“曝光”了央行財經界人士的重大秘密，使蔣介石對軍費保管重新作出調整，也埋下了財經界對他怨恨的種子。（詳見後文）
“長誦嶺雪三世白，總念江梅一體香。”如此一心為公的忠誠、耿介之士，也定是一位清官廉吏。
1945年，抗戰還未勝利，吳嵩慶由重慶赴湖北省主席王東原之約去當財政廳廳長，途中卻遭劫匪搶掠。這可能是民國史上被土匪打劫的最高現任官員，在“土匪史”上亦留有記錄：“湖北省新任財政廳廳長吳嵩慶等的專車行至川東武隆白馬山，被貴州道真王懷瑾匪夥攔劫，並綁走數人為質，吆嚇官方。 ”然而，不幸的吳嵩慶卻“有幸”遇上了世上最“不幸”的劫匪。因為吳嵩慶雖是即將上任的“準財政廳廳長”，卻是兩袖清風；劫匪幾無所得，後反被戰區長官陳誠抓到槍斃了。
除去運金事件及政見，吳嵩慶就是這樣一位清官廉吏。他的清廉，在台灣是有目共睹的，作為他兒子的吳興鏞是真實的見證人。據其講述：
“父親到台灣後，繼續做‘財務署署長’13年，自己卻沒有大富大貴。他長大後要當兵，軍營離台北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他曾想讓父親開個口，把他調到台北，但父親就是不理。”
“粗略地算起來，父親當年經手的‘軍費’黃金市價在2億美元以上，但這個‘肥差’卻絲毫沒有讓我們家受益。1957年，在台灣的大專聯考中，我的分數距離第一誌願台大醫科隻差1分，那時也可以選擇去剛成立的一家私立醫學院就讀；但我們家根本負擔不起5000元台幣，也就是125美元左右的學費，最終我隻好到台大讀了並不喜歡的牙科。
“1964年，65歲的父親一次性領了新台幣10萬元——時值2500美元的退休金，就此與國民政府的一切養老福利絕緣。也就在那一年，我赴美留學，父親向蔣經國負責的‘國安局’借了約1500美元做旅費和生活費。來美不到一年，母親寫信說已經來討債了，父親很感慨地對母親說：‘這是生平第一次被人討債！’幸而當時我在大學有每月200美元的獎學金，省吃儉用，還了此款。
“父親去世後，我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他一生的積蓄款項，包括他30年的軍職，11年擔任台灣最大的鋼鐵公司之一的唐榮鋼鐵公司的董事長，以及最後12年在一家私營機構任董事長的收入，全部財產是現金300萬元新台幣（加上約90萬元的人壽險及奠儀），也就8萬多美元；我母親手中也有約同數的積蓄。這就是他倆一生的財產，也是母親賴以維持餘生的錢（還須維持一位來台依親及照顧她晚年的兒子一家人的生活），後來省吃儉用10年，到百歲高齡。至於宿舍房子，是台北收支處處長王逸芬在1949年替我們安排的。當年巷口還有豬舍，現在則是近建國花市，台北的黃金地段，光是土地就價值近億元新台幣。但先父在世時，拒絕友人建議以新台幣20萬元即可自己買下當時時價超過千萬元的寓所。他對好意相勸的友人說：‘我一生為公，不願到暮年來占公家便宜。’他當然希望在兩老過世之後，此項公屋就幹幹淨淨地交還公家，更不要沒替國家出過力的子女‘來占公家便宜’。這點積蓄，而其他無任何房產，這也許超乎很多人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