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發言人1月26日的聲明中，獲知南京的先生們要求和平談判是那樣地緊張、熱烈、殷勤、迫切，據說都是為了‘縮短戰爭時間’‘減輕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為前提’；而感覺中共方麵對於接受你們的願望則是這樣地不緊張，不熱烈，不殷勤，不迫切，‘又不停止軍事行動’，實在是‘拖延時間，延長戰禍’。我們老實告訴南京的先生們：你們是戰爭罪犯，你們是要受審判的人們。你們口中的所謂‘和平’‘民意’，我們是不相信的。你們依賴美國勢力，違反人民意誌，撕毀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發動這次殘酷無比的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國內戰爭。那時你們是那樣地緊張、熱烈、殷勤、迫切，什麼人的勸告也不聽。你們召開偽國大，製定偽憲法，選舉偽總統，頒發‘動員戡亂’的偽令，又是那樣地緊張、熱烈、殷勤、迫切，又是什麼人的勸告也不聽。那時，上海、南京和各大都市的官辦的或禦用的所謂參議會、商會、工會、農會、婦女團體、文化團體一齊起哄，‘擁護動員戡亂’‘消滅共匪’，又是那樣地緊張、熱烈、殷勤、迫切，又是什麼人的勸告也不聽。如今，過了兩年半，被你們屠殺的人民何止數百萬，被你們焚毀的村莊、奸淫的婦女、掠奪的財物，被你們的空軍炸毀的有生無生力量，是數不清的，你們犯了滔天大罪，這筆賬必得算一算。聽說你們很有些反對清算鬥爭。但是這一次清算鬥爭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鬥一鬥，爭一爭。你們是打敗了。你們激怒了人民，人民一齊起來和你們拚命。人民不歡喜你們，人民斥責你們，人民起來了，你們孤立了，因此你們打敗了。你們提出了五條，我們提出了八條，人民立即擁護我們的八條，不擁護你們的五條。你們不敢批駁我們的八條，不敢堅持你們的五條。你們聲明願以我們的八條為談判的基礎。這樣難道還不好嗎？為什麼還不快點談呢？於是乎顯得你們很緊張，很熱烈，很殷勤，很迫切，很主張‘無條件停戰’‘縮短戰爭時間’‘減輕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為前提’。而我們呢？顯然是不緊張，不熱烈，不殷勤，不迫切，‘拖延時間，延長戰禍’。但是且慢，南京的先生們，我們會要緊張起來，熱烈起來，殷勤起來，迫切起來的，戰爭時間一定可以縮短，人民的痛苦一定可以減輕。你們既然同意以我們的八個條件為雙方談判的基礎，你們和我們會要一齊忙碌起來的。實行這八條，夠得上你們、我們、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以及全國各界人民忙上幾個月，半年，一年，幾年，恐怕還忙不完呢！南京的先生們聽著：八條不是抽象的條文，要有具體的內容，目前這一個短時期內還是大家想一想要緊，為此耽擱一段時間，人民也會原諒的。老實說，人民的意見是要好好地準備這一次談判。談是一定要談的，誰要中途翻了不肯談，那是決不許可的，因此你們的代表一定得準備來。但是我們還得一些時間做準備工作，不容許戰爭罪犯們替我們規定談判的時間。我們和北平人民正在做一件重要工作，按照八個條件和平地解決北平問題。你們在北平的人例如傅作義將軍等也參加了這件工作，經過你們的通訊社的公告，你們已經承認了這件工作是做得對的。這就不但替和平談判準備了地點，而且替解決南京、上海、武漢、西安、太原、歸綏、蘭州、迪化、成都、昆明、長沙、南昌、杭州、福州、廣州、台灣、海南島等地的和平問題樹立了榜樣。因此，這件工作是應當受到讚美的，南京的先生們對此不應當表示不夠鄭重的態度。我們正在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包括在我們區域的和在你們區域的都在內，商量戰爭罪犯的名單問題，準備第一個條件的具體內容。這個名單，大約不要很久就可以正式公布出來。南京的先生們，你們知道，直到現在，我們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都還沒有來得及商量和正式公布這樣一個名單，這是要請先生們原諒的。其原因，是你們的和談要求來得稍為遲了些。如果早一點，也許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但是，你們也並不是沒有事做。……你們必須立即動手逮捕一批內戰罪犯，首先逮捕去年12月25日中共權威人士聲明中所提43個戰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灣等處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蔣介石、宋子文、陳誠、何應欽、顧祝同、陳立夫、陳果夫、朱家驊、王世傑、吳國楨、戴傳賢、湯恩伯、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等人。特別重要的是蔣介石，該犯現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國，托庇於美國或英國帝國主義，因此，你們務必迅即逮捕該犯，毋令逃逸。此事你們要負完全責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縱匪論處，決不姑寬，勿謂言之不預。我們認為隻有逮捕這些戰爭罪犯，才是為了縮短戰爭時間，減輕人民痛苦，認真地做了一件工作。隻要戰爭罪犯們還存在，就隻會延長戰爭時間，加重人民痛苦。”
中共提出南京國民政府以逮捕蔣介石為首的43名戰犯為“和談”條件，顯然是南京國民政府很難接受的，也是已被蔣介石架空的李代總統所無力及此的。“和談”陷入僵局，李宗仁代總統的政治處境非常難堪。
頗值一提的是，在蔣介石與李宗仁的內鬥中，台灣曆史學家劉維開認為蔣介石對與共產黨和談的判斷，明顯較李宗仁更符合實際。這對於長期以來受李宗仁一派觀點影響的讀者，或是另一種對曆史的詮釋視角。而此時“名實不符”的“下野總統”蔣介石也正處於深深的自責與政治聲討中。
2月12日，遠在溪口的蔣介石收到一則消息，與他有著四十餘年交誼的“密友”戴季陶於前一日在廣州自殺，不禁大為震驚與悲慟。戴季陶此前雖因政見問題而遭受“冷遇”，但卻無時不為國家的命運而擔憂。據說在其自殺的前一日，曾向秘書說：“國軍難以據守西南，四川必為共產黨所得。他們不會放過我，我也不甘當他們的階下囚。”他不願選擇同蔣介石避居台灣，服用大量安眠藥終了此生。聞聽戴季陶的死訊，蔣介石驚慟不已，而這也是繼“文膽”陳布雷“悲憤自裁”三個月以來（1948年11月13日），蔣氏再次痛別昔日“至交”。此見蔣介石2月13日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