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搶運】
解放軍百萬雄師渡江後，幾以摧枯拉朽之勢圍殲負隅頑抗的國民黨軍隊，4月23日即攻占首府南京，5月4日解放杭州，然後以南京、杭州為支點，迅速合圍上海。國民黨京滬杭兵團陷於重圍之中，上海戰役一觸即發。5月初，城市外圍解放軍的炮聲已清晰可聞。而此時已瀕臨失敗的國民黨軍隊的軍費開支卻越來越大，軍費負責人、財務署署長吳嵩慶正匆匆忙忙給國民黨各作戰部隊籌措、發放軍餉。
4月23日南京解放後，吳嵩慶的工作地點主要在上海、廈門、福州、廣州、重慶及台灣等地。
5月5日吳嵩慶日記（在廣州）：
“……聞徐部長（按：此時財政部部長應為劉攻芸，6月劉下台後徐堪始兼財政部部長與央行總裁，此處應為徐堪原稱）三次來電話，後知為銀圓預算案，定明日開會討論。晚先至（參謀）總長寓交換意見，決定人數為350萬，經費恐在3500萬（銀圓）以上。”
上海保衛戰前夕，國民黨軍隊人數竟還有如此之“多”，“吃空缺”總在三分之一。軍費開支驚人，以每人10元計，就需銀圓3500萬。軍隊腐敗愈演愈烈。
5月6日吳嵩慶日記：
“……11時至徐部長處集會，討論改幣製後之預算，爭執在3000萬至3400萬之間。”
這是預算以銀圓券來取代無人要的金圓券，如以搭配一半的現銀計，每月就要一千六七百萬銀圓或20萬兩黃金（1：80計算）。進入6月，為了維係軍心，國民黨軍隊就隻好全以現銀（金）發餉、購糧、製冬季服裝了。
為了支應各地軍費，吳嵩慶出行頻繁，尤其是在台灣、廈門、廣州（當時國民黨政府所在）之間。兩周來他的體重竟掉了11磅，並於某一日昏倒過。而發放的這些黃金銀圓主要是支應各省尚在國民黨手中的親信隊伍，雜牌軍則發放日益巨貶的金圓券。5月15日，即上海解放前的12天，他還趕到上海，與央行商量軍費，“將全數數十萬億（金圓券）於三天內撥畢”。那時金圓券狂貶，一塊銀圓已近億元了，這數十萬億金圓券隻等於數十萬銀圓。而到上海棄守之後的七月，一塊銀圓就不止賣5億金圓券了。
此時，解放軍已在上海城外擺開陣勢，而以黃炎培之子、央行稽核專員黃競武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也正在竭力阻止國民黨運走黃金。黃競武在1949年2月就已成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的黨外人員。根據中共地下黨方麵安排，黃競武一邊監視著上海國民黨秘運黃金行動，一邊向新聞界披露內情，發動上海各界製止金銀外運，還秘密發動銀行部分職工采取抵製行動。作為一名親共的左派人士，他當時就發表公開言論表示：“假使國庫的財寶被盜一空，將來我們接管的上海成為一個空殼子有什麼用？”
當中央銀行轉移黃金之事遭媒體曝光後，黃競武就開始有意識地收集中央銀行把庫存黃金、白銀、美鈔、英鎊偷運台灣的資料，並暗中和銀行職工聯合發動罷工拒運。當他獲悉劉攻芸總裁已得蔣介石及俞鴻鈞的通知，要把最後庫存的20萬兩黃金及100多萬塊銀圓運出上海時，便準備竭力阻擋。
由於黃競武號召阻止黃金運台，更策動了國民政府財政部所屬裝備精良的稅警團“在條件許可時棄暗投明”，甚至與上海國軍某軍長級別要人商談“虛江灣閘北一線，俾共軍入滬”，終於在解放軍發動上海戰役當天，即5月12日上午，在央行404辦公室內被毛森指揮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逮捕。5月17日深夜，黃競武被秘密活埋於南市車站路國防部保密局看守所。此事令央行副總裁李立俠感到十分震驚、疑懼，而開始接受中共地下黨的指揮，保護現存資產及賬冊檔案不被轉移到國府所在地廣州，而留於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戰役打響了。戰役的目的是消滅湯恩伯主力，並一舉解放上海。陳毅、粟裕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命令第三野戰軍從兩翼迂回，鉗擊吳淞口，封鎖國民黨軍隊的退路，在城市外圍肅清敵軍主力。
5月14日，國民政府管理軍費的官方負責人吳嵩慶，奉蔣介石總裁之命，從廣州飛抵上海，匆忙趕赴央行商撥軍費（即把國庫剩餘金銀移作軍費）。於路所見，都是一片慌張忙亂景象。是日，他在筆記中記下：“多倫路已列入警戒線，出入不太方便。”次日晨，吳嵩慶同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乘軍機飛到大場、龍華、浦東上空視察前線，隻見到處都是火頭，解放軍已經在東麵、北麵、西麵合圍上海了。下飛機後，正逢蔣經國也剛由台北飛到。蔣經國此番也是奉其父蔣介石之命，要央行總裁劉攻芸（當時人在廣州）將上海最後的存金存銀轉作軍費運往台灣。此日，解放軍攻打浦東，上海南麵的川沙與南彙已被攻陷，上海陷於解放軍的包圍圈中，情勢十分危急。如果有一團一營的國民黨軍隊起義，造成一個小防衛缺口，解放軍就可在幾十分鍾內進抵黃浦江邊。蔣經國此行堪稱勇氣可嘉，如果為中共所俘，今天台灣的曆史就要重寫了。
當天，與吳嵩慶在周至柔家中便餐後，蔣經國即去麵見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向其傳達蔣介石運金意旨。在見過蔣介石的私人代表及軍費管理的官方負責人後，又經蔣總裁授意，一個巧妙的運金計劃在湯恩伯頭腦中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