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書第七、八章所述，大陸運台黃金主要用於發行新台幣、軍費開支及國民黨政府軍政費，其他還有蔣總裁下野生活費及出國費用和台灣《聯合報》開辦費等；新台幣準備金今尚存約100萬兩儲存在台北文園“國庫”裏。（詳見表8.4）如上文所述，這批運台黃金，在“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初期，對新台幣的發行、抑製通貨膨脹以及穩定台灣金融市場至關重要，對台灣的政經軍心都帶來深遠影響。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這批運台黃金，“國民黨政府”在赴台初期沒有美援的情況下，恐怕根本無法在台灣立足。但談及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主要則是靠美國援助和國民黨的經濟改革，基本與運台黃金無關。蔣介石雖然將大量金銀外彙運往了台灣，但國民黨政權的用度開銷仍然是左支右絀，非常拮據（參看第七章軍費日誌部分）。當時，台灣一位軍階最低的三等兵，每月隻領7塊新台幣；一位公務人員平均也僅十幾塊新台幣。拮據度日的另一麵是，鼓浪嶼金庫中的近百萬兩黃金，9個月後，就隻剩12.5萬兩了。這讓蔣介石深感壓力，吳嵩慶也在日記中發愁，“老本都吃完了怎麼辦？”當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複行視事”、對著民眾揮手微笑時，其實正心頭苦澀：一觸即發的兩岸戰事、60萬大軍的給養，正快速吞噬著運台黃金。周宏濤在其回憶錄《蔣公與我》中亦稱：“消耗存金最大宗為軍費，平均每個月需撥付18萬兩。”到1950年6月，台灣庫存黃金已經隻剩3個月存量了。
這些運台金銀外彙一旦用罄，蔣介石政權便岌岌可危，前途難卜了。然而，恰恰在台灣開始出現“生產凋敝、物資醫乏、物價飛漲”的時候，朝鮮戰爭卻在此時（1950年6月25日）爆發，美國基於“防堵共產主義”的政治利益考慮，轉向支持台灣國民黨政權。6月28日第七艦隊加入協防台灣任務，隨後又恢複了為期15年的對台經濟援助。台灣的財政窘境終告擺脫，同時也迎來了有雄厚財力支撐的經濟起飛。
從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到60年代中期，台灣接受的美援總額高達41. 5億美元（按照當時的價格1兩黃金約合38美元，那麼美援的價值就相當於11857萬兩黃金），其中軍援和經援分別約占57%和43%（數據來自《美國研究》2002 年第3期牛可《美援與戰後台灣的經濟改造》）。無論從數額、持續時間還是重要性上看，大陸運台黃金顯然都無法與美援相比。美援的進入穩定了台灣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使台灣的通貨膨脹率由1950年的400%降至1951年66%，1952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當台灣的經濟趨於穩定後，美國的援助主要用來扶植台灣的經濟發展。由於美國人堅持認為，提供美援的目的之一必須是培養台灣的民間企業家，以便達成共同“防共”的政治安定力量；於是為台灣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貸款和支持，台灣的許多經濟發展計劃交由民間來承辦，現代台灣的民營經濟由此起步。同時，蔣介石將美援資金的十分之一專門撥付農村發展與複興委員會，以促進台灣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進而為台灣經濟的起飛積累了資金。此外，國民黨當局卓有成效的改革，也是台灣經濟騰飛的重要原因。國民黨政權遷台後，分別製訂並實施了一係列經濟改革措施。其中幣製改革、稅製和外彙製度改革，在農村實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扶持民營經濟發展，使台灣的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起來。國民黨總結在大陸失敗教訓，決定在台灣進行和平土地改革（1949—1953），這是台灣農業發展的重要舉措和基礎。1949年3月實行“三七五減租”，意思是地主對佃農的租額不得超過全年收獲的37.5%，所以簡稱“三七五減租”。從1949年4月開始，根據當時的統計，因為減租而受益的佃農有近30萬戶，占全省農戶總數的44.5%。1951年又實行“公地放領”政策。台灣光複後，從日本人手裏接收過來的耕地叫“公地”，國民黨政府將這些“公地”陸續賣給農民，地價為耕地主要產物全年收獲量的2.5倍。1952年至1953年繼續實行“耕者有其田”製度，主要內容有：地主可以保留相當於中等水田3甲（43.5畝）或者旱地不超過6甲，超過的耕地一律由當局征收後放領給農民；征耕地價也是按耕地主要產物全年收獲量的2.5倍，當局用債券和股票的形式支付給地主。
1953年起，國民黨當局開始鼓勵優先發展進口替代工業，主要扶植民營經濟發展： “台灣當局給私營企業以照顧和支持，銀行以更多的資金貸給私營企業。貸給私營企業的比重逐年增加，1960年貸給公營企業占53%，貸給私營企業隻占47%；到了1979年，這個比例就倒轉過來，而且拉開了距離，貸給公營企業隻占23%，而貸給私營企業增加到77%。因此，私營企業發展迅速，1960年公營企業占企業總數的47.9%，私營占52.1%；1975年公營企業降到22.7%，私營企業增加到77.3%。從1953年到1978年，公營工業產值增長12.5倍，民營工業產值增長74.8倍；民營工業的產值在整個工業產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2年的43.4％上升到1978年的79.1％。”（元邦建《台灣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