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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圖書問世，在流傳時，往往還會保存下某些外加的文化因子，如著者或收藏者的簽名、鈐印，一方小小的藏書票等。它們並不是圖書版本的題中應有之義，就像藏書票上必用拉丁語“EX—LIBRIS”所表示的，是“書外之物”。但是這些“書外之物”，又與圖書密不可分，說到圖書，說到圖書版本，就不可能忽略這些因素。
這種“書外之物”，有時僅是隻言片語，卻能使圖書身價百倍。最典型的例子是名家簽名題贈本。
近現代名家簽贈本，一向很得愛書人青睞，被視為一種專藏，近年來更成為藏書界的追捧熱點。一些有預見的書友，已經在悄悄地搜集當代中青年學者作家的簽贈本。這種“原始股”因為代價不大，可說幾無風險，隻是要有足夠的耐心，當然也得有一點選擇的眼光。曾在孔夫子舊書網上看到書友爭拍王稼句先生《補讀集》簽贈本，直追到數百元才落槌。可見王先生在當代中年書話家中的佼佼者地位，已為藏書界所認可。
著者贈書題簽的格式，通常是上款寫明“某某先生教正”或“惠存”，下有著者簽名或鈐印，有時還會留下時間、地點。如海角社初版毛邊本《螢火集》，版權頁標明出版時間是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前襯頁上有譯者餘世鵬的三行題簽：“文漢兄指正 鵬 九月九日”。在第一時間贈書，可見二人之間的情誼。有些著者的簽題，十分簡略，像胡適，有時隻寫兩個字：“適贈”。也有著者不署名，以“著者贈”為落款，如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六月周嘉誌自印本《三思室詩稿初集》，高二百二十四毫米，寬一百五十一毫米，即以此式題贈母校無錫國學專科學校圖書館。
不過，無論題簽情況如何，多數受贈者今天已不為人所知，則是事實。所以，名家題贈名家的藏本，便格外顯得可貴，因為它不僅留下了名人的手澤，而且提供了一種足以豐富文化史的細節。如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三月商務印書館初版《我對於教育之今昔意見》（圖1），三十二開土紙本，著者為辛亥革命元老鄒魯先生，毛筆題贈“樹文宗兄”。按鄒樹文先生，早歲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優級師範科，授舉人，後赴美留學，獲康奈爾大學農學士學位、伊利諾大學碩士學位，歸國後曆任金陵大學、東南大學農科教授，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立法院農業及水利委員會委員，一九四九年後在南京大學任教。他是江蘇吳縣人，與鄒魯並非同宗同鄉，而鄒魯對他十分尊重。又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顏元摹任伯年畫稿》（圖2），十六開本，係油畫家顏文梁先生應該社之約，選編父親的畫稿，後顏文梁以此書贈給老朋友、美術理論家劉汝醴先生，因扉頁有任伯年先生大幅畫像，故在目錄頁以毛筆題詞：“汝醴同學兄惠存 顏文梁贈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並鈐“顏文梁”篆書朱文印。在那個年代，一本小書見證了兩位畫家正常交往的恢複。
有的時候，受贈者的名望明顯高於贈書者。如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一月開明書店初版《青崖文苑》第一集，封麵有著者康凍簽題：“吟秋先生教正 學康凍敬呈”。謙為後學的康凍先生是民國時期一位正直的文化人，屢次奮身於國事，卻一再受沮，遂潛心於詩文書畫，這是他的第一個作品集。受贈者則是圖書館學家、蘇州圖書館館長蔣吟秋先生。此書後由蘇州古舊書店售出。也有贈書者名聲不大，但所贈圖書卻值得珍視的。如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十月上海文人畫社初版《文人畫集》（圖3），十六開本，作者之一李文華題贈“月如老師惠存”。李文華一九一八年曾在北京發起組織北京女子圖畫研究社，得到蔡元培、劉海粟等支持，一九二二年入上海美專高級師範藝術係，與潘玉良、楊壽玉、張韻士等比肩，後成為該校最早的“女先生”之一，多次參與各種美展組織工作，著有《裸體藝術談》等。這本《文人畫集》中，收有李文華所作鬆石老僧圖一幅。受贈者不詳。但這書的初版本，筆者從未見有人提及，近年拍賣會上偶爾露麵的，都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上海美藝鑒賞社的再版本。該書用銅版紙，珂羅版單頁印刷，呂鳳子題書名，劉海粟作序，主要收錄上海美專高師科學生的作品，也有呂鳳子、劉海粟、陳師曾、王一亭、吳昌碩等大家的畫作。
所謂名家之“名”，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之名。一些學者，尤其是自然科學方麵的學者，社會知名度不大，其簽名本因此頗受冷落。如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初版《製藥學》（圖4），封麵有編譯者題簽：“思義\/瑞卿先生\/惠存\/生朱介飛\/敬贈”，扉頁有滿頁簽題：“憶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考入“國立藥專”，其後為經濟所迫，乃於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及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利用假期完成《製藥學》及《藥品之合成暨其提製》二稿，分交商務與正中出版。當時得正中版費三百元，助益費用不小。二十九（一九四〇）年離校，適值抗戰方殷，奔走生計，不遑寧處，且遇敵機肆虐，兩次身受其害，備嚐艱苦。時光易逝，歲月老人，八年戰亂，一事無成，回憶往昔，實深悵惘。數年前得悉正中一稿毀於五三、五四大火，商務一稿亦淪陷於香港，本意過去辛勤已毀於一旦，殊未料及商務一稿竟於去歲五月出版。今得該館贈書，憮懷過去，益增慚悚，瞻望來日，戰亂延長，生計日艱，若再因循蹉跎，其何以堪。本書乃寫於就學時期，學識淺漏與不能令人滿意自屬意料中事，又錯誤不是之處亦在所難免。敬祈賜予指正是幸。生朱介飛謹識，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元月十日”，鈐“朱介飛”篆書白文方印。按“國立藥專”即南京中國藥科大學的前身，一九三六年九月創校招生，本科四年製，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所由國家創辦的高等藥學學府，抗戰期間西遷重慶。受贈者陳思義參與籌辦該校，初任教務主任，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任校長，一九五〇年任藥劑係主任，一九八三年去世。朱介飛係該校第一屆學生，文中所記求學期間編書助學，抗戰期間備受艱辛，及商務印書館曆劫而不忘前約，都是有意義的時代記錄。
一九五六年三月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八開本，綢麵硬精裝，全書以銅版紙印刷，附錄圖版一百零五頁，漢畫像拓片有連跨三頁的，幅麵之大、印刷之精，在當時同類出版物中首屈一指。前環襯上有第一著者曾昭燏先生題簽：“贈給小彬 昭燏 1956·10·12”。曾先生是湖南湘鄉曾氏後裔，一九三三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外文係，後赴英留學，一九三七年獲倫敦大學研究院考古學碩士學位，一九四〇年任中央博物館籌備處專門委員，次年任中央博物院代理總幹事，一九五〇年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一九五五年升任院長，直到一九六四年冬因故從紫金山靈穀寺九層塔上跳下自殺。此書是她的重要作品之一，而曾先生的書法，師從胡小石先生，於雄渾中呈娟秀之氣，亦見大家氣象。受贈者小彬，即曾昭燏大哥曾昭承之子曾憲洛，扉頁下方鈐有篆書朱文長方印“刑天室藏書”，當係曾憲洛之印。又如一九六二年七月科學出版社初版《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十六開本，布脊紙麵精裝，扉頁有主編鋼筆題簽：“美諤同誌指正 侯仁之敬贈 一九六三年三月，北京”。受贈者任美諤先生時在南京大學地理係任教，兩人均為國內第一流的地理學家。這些人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肯定高於某些名噪一時的聞人。從長遠觀點看，此類簽名本也是應該重視的。
書首贈言
西方的出版物在書前常常會有一頁獻詞，說明著者將這部著作獻給某人。所獻的對象，從帝王師長，妻兒戚友，至情人密侶，各各不一。民國時期，有些受西方影響的著者，也曾摹仿過此類書前獻詞，畢竟文化氛圍不同，未能流行。此後近半個世紀，書前獻詞在中國幾乎絕跡。直到近幾年，文化氣氛寬鬆，才又見到情感性的書前獻詞出現。由於難得一見，此類獻詞本在中國很少受人重視。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長輩向晚輩、或平輩之間贈送圖書的時候，喜歡在書前寫上一段話，內容多屬對受贈者的期許。這是那個時代的特征，人人都對未來充滿希望，人人也都希望別人能在未曾經曆的新路上順利前行。這種贈言本，因為書寫者並非著者，故而多被視為對圖書品相的損壞。實則許多贈言中，正映現出強烈的時代氣息。
筆者所得一九五〇年六月三聯書店二版《列寧畫傳》，二十五開本，前襯頁上寫著這樣的話：“家衡弟：列寧是我們的領袖和導師，這裏麵完全是他一生為人類的解放事業奮鬥的英雄史跡。我們要向他學習。你現在已是一個兒童隊員，在將來要爭取作一個青年團員，直至成為一個共產黨員，為完成列寧的遺誌繼續奮鬥到底。兄家齊1950·12·10”。看得出來，這位為弟弟規劃了一生行程的兄長，對於什麼是“列寧的遺誌”、它與中國兒童有什麼關係，自己也未必清楚，但他就是可以用這種信念去要求別人。
又如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印行的《列寧主義問題》（圖1），布麵精裝，異型開本，高二百二十七毫米，寬一百四十七毫米，題詞頁有贈言：“武達榮同誌：謝謝您的關懷，送了我一份越南的軍用地圖，這將對於我將來的工作是件很重要的幫助。為了表示衷心的感謝，送您一本斯大林著的《列寧主義問題》。這是本馬列主義的聖經式的書，對於您的學習會有很大的幫助的。我們是在馬列主義，在共產主義的道路上才能相識相親，希望您永遠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不同崗位上的鬥爭，我們永遠是感到親和近的。再見！在鬥爭的火焰裏！”署名是一個無從辨識的花押。在前襯頁上有行書朱文“武達榮”三字無邊框長方印。武達榮當是越南人，而贈書者則是中國人，這種互相勉勵已經發展到國際友人之間了。
另有一本俄文版的《阿Q正傳》（圖2），一九五九年十月莫斯科出版，五十開本，布麵精裝，書頂塗紅，版畫插圖，每節首字母花體，紅黑二色印刷，堪稱十分精美的藝術品。南京師範大學外語係的楊鬱先生，將此書贈送給他的兩位相戀的畢業生，在扉頁背麵寫了滿滿一頁熱情洋溢的文字：“紀念黨四十誕辰，歡送你們行將踏上人民教師工作崗位，祝福你們同窗兩載凝結成的真誠友誼，正是‘三喜臨門’，謹以魯迅先生不朽著作的譯本，贈給××、××兩位同學：曹靖華先生把這個譯本比作‘第一隻春燕’，而我把你們看成南師外語係的‘第一雙春燕’，將飛翔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楊鬱，一九六一年‘七·一’前夕於南師。”並鈐“楊鬱”篆書朱文大長方印及“楊印”“維樸”兩枚篆書朱文小方印，可見鄭重。不知道這兩位同學，為什麼要塗抹掉自己和老師的名字，將此書處理掉。
陳白塵先生在南京去世，亦有藏書流出。如一九四九年二月解放社出版恩格斯著《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圖3），三十二開本，扉頁上有鋼筆題簽：“送給陳白塵同誌 白濤贈”，難得的是尚有一幅紅鉛筆畫的人頭側像。筆者與陳白塵先生曾有交往，所以一眼看出所畫即是陳白塵先生。隻是畫像右下側的草體簽名，辨識不清。這種為受贈者畫像的做法，誠不多見。贈書人白濤，姓鄭，因同時所得尚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社再版恩格斯著《德國農民戰爭》，書前襯頁上亦有其手跡：“敬送陳白塵同誌\/鄭白濤\/1952·5·8於曹州”，並鈐有“鄭白濤印”篆書朱文方印。
著者在書首寫下較長贈言，是較難得的，通常都是著者與受贈者有較深的交往，而又適有所感。如一九八六年十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初版《江村經濟》（圖4），在書的前襯頁上，費孝通先生以墨水筆寫下這樣一首詩：
“愧赧對舊作，無心論短長。路遙試馬力，坎坷出文章。毀譽在人口，浮沉意自揚。涓滴鄉土水，彙歸大海洋。歲月春水逝，老來羨夕陽。盍卷尋舊夢，江村蠶事忙。”
後署：“題《江村經濟》中譯本贈通華同誌\/費孝通\/1986年12月15日”。此後又有受贈人朱通華寫在括號中的附記：“於金陵飯店。陪卡拉漢訪問淮陰”。按卡拉漢，通譯卡拉罕，時為英國工黨領袖，卸任首相。他這次專程到江蘇訪問，就是費老所促成的，而江蘇方麵的陪同人員，正是朱通華。此前此後，費老數次到訪江蘇，也都是由朱先生陪同。
《江村經濟》中譯本的出版，距一九三九年此書英文初版問世，已經相隔了四十七年。此間波折坎坷，費老在此書《著者前言》中說得很清楚，可以說這本書在半個世紀中的經曆，也就是費老人生的縮影。“愧赧”自然是費老的自謙，然而盡管著者“無心論短長”，這本書在世界人類學研究中的地位，早已確定。應該“愧赧”的，恰恰不該是費老。這首詩頗有即興之作的味道，不知道有沒有正式發表過。聽說《費孝通詩存》已由北京某出版社出版，但南京的書店裏至今未曾露過麵，也就無從查對。權且將這詩抄在這裏，也算是記錄下費老“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腳印”吧。
轉贈、代贈及其他
古代的善本珍籍，一代代收藏者，都會留下自己的印記或題跋，後人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承續脈絡，即專家所謂“流傳有緒”。近現代圖書中，這種圖籍的流通轉移同樣存在，並且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即私家藏書轉贈給公共機構。以私藏奉諸社會，使更多的人得以享用這一份文化財富，從理論上說當然是好事；不過從實踐看，恐怕未必都能算文壇佳話。
筆者舊年曾得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江南製造局印行的《化學工藝》（圖1）零本四冊，宣紙線裝，書衣和卷首均有“國立東南大學圖書館”篆書朱文方印，及“南京工學院圖書館”楷書藍色扁方印。經仔細審看，又發現書衣右下角處原有長方形花邊藍印，內文字三行，居中是宋體漢字“蔣竹莊”，右起左行，其上、下分別為英文字母：“T.T.Tsiang”（蔣）與“Zangchow”（莊竹），可知原為蔣竹莊先生藏書。然此印後被圖書館工作人員以不幹膠編號簽貼蓋，此書複被圖書館管理人員當作廢紙售出。竹莊先生名維喬，民國時期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秘書長、參事，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東南大學校長等職，與南京淵源頗深。此書或即其擔任東南大學校長期間，捐贈給該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