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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隻是馬丁·斯科塞斯影片中的那些“黑白”臥底人員，這個世界上不同民族形形色色的人們都是在一種“規定情景”下生活，按照老掉牙的劇本扮演自己的角色。除非“劇情”發生變化，否則“性格”一如既往，人們進而將環境說成是命運，一切都是環境使然。用《竊聽風暴》另外一個主人公、劇作家德瑞曼先前的話來說：“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們能做什麼呢？”德瑞曼的“環境”是1984年年底的東德。在他夫人主演的戲劇劇場包廂裏，坐著國家安全部門的秘密警察。在觀眾席上，坐著這個國家的文化部長。散戲之後，文化部門與安全部門的人一道坐在空下來的座位上，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事業，因而有著許多共同語言。www.kungua.com
負責監聽劇作家和女演員夫婦的任務分派給了一個叫做魏斯樂的警官，他原先在警官學校教育年輕學生怎樣運用不給睡眠的疲勞戰術，從“嫌疑犯”口中掏出他們想要的東西。在他的課堂上有學生提出：“這樣做是不是不人道？”他的反應是迅速在這個學生的座位圖示下標出一個不信任的記號。當然他也知道這項任務的艱巨。一方麵是因為這個劇作家“老奸巨猾”，不輕易讓人抓住把柄，另一方麵是因為如果他不能發現什麼，將會直接影響他的仕途，他的“頭兒”在布置任務時就是這麼說的。但是看上去這位魏斯樂先生躊躇滿誌。他還有一個動機不能挑明說-剛才看戲時，他用望遠鏡緊盯著女演員許久許久。他與他的同伴在劇作家家裏布滿了竊聽電線，保證每個角落都能夠被聽見，包括在他們夫婦做愛時。
不能一概用“犬儒主義”來形容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情況可能是各種各樣的。對於德瑞曼來說，他的底線是按照良心寫作，為了寫作他需要過一種安靜的、不受攪擾的生活。但當文化部長當麵威脅他，劇本有問題，演出可能被取消時，他當即表示“人是聽從於自己的良心的”，即他可以在所不惜。他的兩位作家同行豪斯和艾斯卡看起來比他要更加激烈一些，他們所說的是：“本來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如今變成司空見慣的”以及“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如果不是因為好友艾斯卡自殺，德瑞曼這樣的生活也許還會延續一段時間。艾斯卡的死深深刺激了他，他喪失了寫作狀態，為此日夜不寧，感覺自己的忍受到了極限。他的朋友帶來了一部微型打字機，他用這個東西寫下了關於東德人們自殺現象的文章，其中發布了艾斯卡死亡的消息，在西方發表。他終於鬆了一口氣，這篇文章當然是匿名的。相反，那部龐大的警察機器因此而感到極為緊張，有人開始為找出作者忙碌起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