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３月，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閉幕，停頓十餘年之久的人民政協工作開始全麵恢複。
文化組是五屆全國政協開展經常性活動的１３個工作組之一，當時“文革”遺留的種種問題依然存在，委員們關注的自然是有關政治上的大事。擁有文化、藝術、新聞、社科等方麵知名人士的政協文化組的組長是周揚，副組長是張香山、魏傳統、陳翰伯、薑椿芳、林默涵。就政協而言，一個組的負責人名氣大、資格老、水平高，是工作開展得活躍而有成效的先決條件之一。
文化組的組長們當時還具有其他的共同點，例如都在“文革”中受過衝擊，都意識到“文革”遺留的若幹重大問題至今未能徹底解決，而且都知道是徹底否定“文革”，還是僅限於揭批“四人幫”，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持否定或肯定態度，在中央高層仍存在著分歧。豐富的政治閱曆告訴他們，隻有撥亂反正，恢複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才能使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重振權威，把黨和國家引向新生之路。
組長們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來安排本組活動的。
自１９７８年４月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政協文化組敢於觸動一些當時十分敏感的題目，其中，呼籲為１９７６年天安門事件平反是最突出的一樁大事。
餘煥春爆出“四人幫”製造天安門事件的內幕
文化組的漫談會一開始出席率就高，發言踴躍，全組成員７０餘人，每次到會都在５０人以上，會議經常由周揚主持，萬一他不能出席也要委托魏傳統等副組長到會召集，鼓勵委員們暢所欲言。
在１９７８年６月８日以前的幾次例會中，比較突出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杜任之提出為吳晗平反，為“三家村”平反，為“二月提綱”平反！杜任之的意見獲得到會同誌的讚同，會後由工作組辦公室寫成簡報向中央領導和各有關部門反映。盡管此次呼籲早於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中央批發中共北京市委《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的一年之前，但政協文化組這個呼籲行動並沒有遭到追查。委員們由此形成一種印象，在政協的會議上發出呼籲——或稱之為批評、意見、建議，是政協委員的權利和職責。杜任之率先提出為吳晗平反的舉動，有力地推動了漫談會的活躍氣氛。
１９７８年６月８日，文化組在政協禮堂東廳召開例會，原定內容是由周揚向委員們傳達結束不久的第五屆全國文聯大會的盛況，因此會議由副組長魏傳統主持。在周揚將近一個小時的傳達介紹中，講到他本人在大會主席團會上見到丁玲時抱頭痛哭，委員們聽著都動了感情，有的甚至舉手拭淚。周揚本人既是“文革”中受難最重者之一，又是“文革”前１７年文藝界的主要負責人，對“文革”前的曆次政治運動，特別是１９５７年文藝界反右派鬥爭，他是負有重要責任的。十年“文革”更深重的災難，使１９５７年被打擊的丁玲和１９５７年打擊了丁玲的周揚都醒悟到這曆史性的懲罰是何等無情，這惡性擴大化的錯誤的代價是何等沉重！周揚緊緊握著丁玲的手，半天才說了一句：“我對不住您！”丁玲立即答複：“這不是您個人的事，您在“文革”中受的苦難不比我輕啊！”他倆緊緊擁抱，唯有讓淚水來表達內心難言的愴痛……周揚傳達結束，會場沉默片刻之後，第一個舉手發言的是《人民日報》
記者餘煥春。他一副嚴肅沉重的表情，從皮包裏取出一疊材料，緩慢深沉地說：“周揚同誌的傳達介紹十分感人，重要之點仍然是“文革”十年對文藝界人士和文藝事業的摧殘和破壞！我今天想占用各位的時間，談一談“文革”中最大的一樁冤案——１９７６年天安門事件的真相，我希望在我發言之後，如果各位讚同的話，我們應該呼籲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
“我是《人民日報》的記者，《人民日報》受“四人幫”的控製、指揮，在１９７６年天安門事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人民日報》的同誌在一年多之前即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就寫出題為《“四人幫”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的陰謀活動》的清查材料，報送中央。時至今日，盡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幹重要措施，如所謂事件的“總後台”鄧小平同誌已出來主持工作了，許多無辜被捕的同誌已經得到釋放和平反等等，但整個事件本身並沒有平反，真相並沒有完全大白於天下，這個事件究竟是什麼性質，也沒有一個公開的明確的說法。這是為什麼？我們《人民日報》的同誌同全國人民一樣，十分關注這樁大事的撥亂反正，他們要我到政協會上來呼籲呼籲，我就來了，我本人也有此強烈的願望。由於我是政協委員，政協是廣開言路的地方，又是內部的會議，我以為敞開說說是無妨的，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