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立意創教的時候，恰好趕上了一個特別的年代。入關兩百年的滿清統治，按照朝代演化的一般規律，已經進入了衰敗期。自秦漢以來進入官僚帝製結構，中國王朝一亂一治的周期，似乎無可抗拒。每個朝代，如果能熬到200年左右，就必然走向衰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每個朝代都是靠官僚機器來統合管理社會，但是，到了一定時候，官僚製度就會鏽蝕，體製從幹事變成養人。人浮於事、專事牟利的現象，就會愈演愈烈。而王朝製度的內在規定性，又使得他們根本無法對這個統治機器進行修繕。改革基本上都是要失敗的，不是被廢止，就是變了質。當王朝進入不能不改、但越改越差的階段時，王朝的壽數也就到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調節社會矛盾、應付未來變化的主要機製，就是官僚機器，一旦這個機器失靈，那麼社會問題就越變越嚴重，直至崩盤。
清代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在人口稅事實上取消之後人口增加導致的土地問題。這個問題當然也很嚴重，但是，明末以來引進的玉米和番薯，已經大大地改善了中國的糧食種植，使之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從土地上離開，進入城市，是一般的規律。一般來說，如果遷出的人口能夠得到很好的安置，離開土地、從事工商服務業的人口能夠安定，人口增加不見得一定是負擔，反而可能會成為經濟增長的要素。但是，清朝是一個最保守的王朝，這是一個本身相對弱小的異族政權。這個王朝，長期沒有自己的工商政策，沒有商稅，同時，也刻意強調重農抑商，刻意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不合時宜地抑製了工商服務業的發展。同時，王朝還采取各種措施，阻礙人口的遷徙。不許關內人口遷往關外，對出國的僑民采取敵視政策，將其視為棄民。同時，對於兩廣、福建、湖南的土客籍矛盾，不是視而不見，就是過於偏袒土籍，導致這些地區的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動輒大規模械鬥。同時，鑒於清王朝異族統治的性質，王朝對於漢人士紳一向采取限製防範政策，因而遏製了士紳階層的社會調節功能。顯然，這樣的功能，對於一個傳統小政府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雖然說，這個政策雖然在王朝的中期有所改變，但直到太平天國興起，總的改善不大。
這樣一個老化的官僚機器，麵對這樣繁複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不僅捉襟見肘，而且還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在兩廣、福建和湖南、江西的土客籍問題上，尤其如此。
其實，所謂的土客籍，都是漢人，都不過是先後遷徙到南方的漢人而已。但是土籍來得早，而客籍來得晚。客籍，又稱客家，多為南宋之後南遷的漢人，而土籍則來得更早。兩撥人分了先來後到，即使祖籍相同，眼下卻口音不同，風俗相異，自然就形成了地域矛盾，而且這個矛盾不大容易化解。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兩個與生俱來的印記，不可磨滅。一是血緣，二是地緣。這不是兩種社會學的符號，而是漢人特有的價值觀意義的符號，也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網絡或者叫社會資本。中國人就是憑借這個，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裏獲取資源。
土籍是先來者，客籍是後到的人。在同一塊土地上，勢必形成資源的爭奪。一般來說，土籍所占的地段都比較不錯，而後來的客家人，則隻能占有較差的土地。土籍在平原，客籍在山區。即使同處平原，客籍的地位也相對較低。但是，土客籍共處，已經幾百年了，期間此消彼長，有些地區，客家也有占優的時候。地緣的認同，是那個時代近乎恒久的認同。盡管同處一個地方，已曆百年以上，而且原本就是同一個民族，但是雙方似乎根本沒有彼此融合的跡象。中國的農村，對於外來者一向都不太友善。土籍具有優越感，對後來到來的客家人相當敵視，在他們看來，這些後來者是入侵的敵人。而且這敵人發展勢頭很猛，大有反客為主之勢。為了表達他們的敵意，他們把原本同一種族的客家人的“客”字，加上犬字旁，就像漢人蔑稱少數民族或者外國人一樣，不僅非我族類，而且類同禽獸。同樣，長期受壓的客籍人，生活在條件惡劣的山區，艱苦的環境也養成了他們好勇鬥狠的性格，非常有戰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