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住了一些日子。住不起旅館，就住在臧克家兄家裏的日本地鋪上。克家帶我去謁見了葉聖陶、鄭振鐸等前輩。也想見郭沫若，他當時正不在上海。我又從上海到了南京。長之不久前隨國立編譯館複員回到南京。因同樣理由，我就借住在長之的辦公室內辦公的桌子上。白天他們上班，我無處可去，就在附近的台城、雞鳴寺、胭脂井一帶六朝名勝地區漫遊，有時候也走到玄武湖和莫愁湖去遊逛。消磨時光，成了我的主要任務。我通過長之認識了梁實秋先生。他雖長我們一輩，但是人極隨和，藹然仁者。我們經常見麵，晤談極歡，訂交成了朋友。
此時，國民黨政府，得勝回朝，興致不淺；武官怕死，文官要錢；接收大員，腰纏萬貫；下屬糊塗，領導顢頇；上上下下，一團糜爛。實際上，到處埋藏著危機。在官場中，大家講究“竹”字頭和“草”字頭。“竹”字頭是簡任官，算是高幹的低級。“草”字頭是薦任官，大概科長以下都算。在這裏，虎文又展示了他的特異功能。不知怎樣一來，他成了教育部什麼司的“幫辦”（副司長），屬於“竹”字頭了。
我已經接受了北大的聘約，對“竹”字頭或“草”字頭了無興趣。我於一九四六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了秦皇島，從那裏乘大車到了北平，我離開故都已經十一年了。現在回到這裏，大有遊子還鄉的滋味。隻是時屆深秋，落葉滿長安（長安街也），一派蕭條冷寂的氣氛，我感到幾分興奮，幾分淒涼，想落淚又沒有流出來。陰法魯兄把我們帶到了紅樓，就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當了一個星期的副教授，湯用彤先生立即把我提為正教授，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從此一待就是五十六年，而今已垂垂老矣。
不知怎樣一來，因緣巧合，我的兩位最早的朋友，李長之和張天麟，都來到了北京師範大學任教。解放以後，運動頻仍，一年一小運，三年一大運，運得你暈頭轉向。知識分子仿佛是交了華蓋運，每次運動，知識分子都在劫難逃。李長之因為寫過一本《魯迅批判》，“批判”二字，可能是從日本借用過來的，意思不過是“評論”。到了中國，革命小將，也許還有中將和老將，不了解其含義，於是長之殆矣。至於虎文，由我在上麵的敘述，也可以看出，他的經曆相當複雜，更是難逃“法”網。
因此，每一次運動，我的兩位老友在北師大都是首當其衝的“運動員”。到了一九五七年，雙雙被劃為右派，留職降級，隻準搞資料，不許登講台。長之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經談過，這裏不再重複，我隻談虎文。
虎文被劃為右派以後，當時批鬥過多少次，批鬥的情況怎樣，我都不清楚，估計他頭上的帽子決不止右派一頂。反右後的幾次小運動中，他被批鬥，自在意料中。鬥來鬥去，他終於得了病，是一種很奇怪的病：全身抽筋。小小的抽筋的經驗，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過的，其痛苦的程度，我們每個人也都感受過的。可他是全身抽筋，那是一種什麼滋味，我們隻能想象了。
據說，痛得厲害時，徹夜嚎叫，聲震屋瓦，連三樓的住戶都能聽到。我曾到北師大去看過他，給他送去了錢。後來他住進北京一所名牌的醫院，我也曾去看過他。大夫給他開出一種非常貴重的藥。不知哪一位法製觀念極強的人打聽他是幾級教授。
回答說是四級，對方說：不能服用。這話是我聽說來的，可靠程度我不敢說。總之，虎文轉了院，轉到了上海去。從此，虎文就一去不複返，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我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至今仍在懷念他。
綜觀虎文的一生，盡管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仍然覺得他是一個愛國的人，一個有是非之辨的人，一個重朋友義氣的人，總之，是一個好人。他對學術的向往，始終未變。他想寫一本“中國母親的書”，也終於沒有寫成，攔路虎就是他對政治過分傾心。長才未展，未能享上壽，“長使英雄淚滿襟”也。隻要我能活著，對他的記憶將永將活在我的心中。2002年1月14日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