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7日懷念喬木季羨林喬木同誌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筆寫點懷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難道是因為自己對這一位青年時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懷念不切嗎？不，不，絕不是的。正因為我懷念真，感情深，我才遲遲不敢動筆，生怕褻瀆了這一份懷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經逐步讓位於懷念，正是非動筆不行的時候了。
我認識喬木是在清華大學。當時我不到二十歲，他小我一年，年紀更輕。我念外語係而他讀曆史係。我們究竟是怎樣認識的，現在已經回憶不起來。總之我們認識了。當時他正在從事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後來他告訴我，他當時還不是黨員）。
他創辦了一個工友子弟夜校，約我去上課，我確實也去上了課，就在那一座門外嵌著“清華學堂”的高大的樓房內。有一天夜裏，他摸黑坐在我的床頭上，勸我參加革命活動。我雖然痛惡國民黨，但是我覺悟低，又怕擔風險。所以，盡管他苦口婆心，反複勸說，我這一塊頑石愣是不點頭。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閃光。最後，聽他歎了一口氣，離開了我的房間。早晨，在盥洗室中我們的臉盆裏，往往能發現革命的傳單，是手抄油印的。我們心裏都明白，這是從哪裏來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向學校領導去報告。從此相安無事，一直到一兩年後，喬木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後，我在清華畢業後教了一年書，同另一個喬木（喬冠華，後來號“南喬木”，胡喬木號“北喬木”）一起到了德國，一住就是十年。此時，喬木早已到了延安，開始他那眾所周知的生涯。我們完全走了兩條路，恍如雲天相隔，“世事兩茫茫”了。
等到我於一九四六年回國的時候，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
到了一九四九年，解放軍終於開進了北京城。就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來的信。信開頭就說：“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誌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我當然記得的，一縷懷舊之情驀地縈上了我的心頭。他在信中告訴我說，現在形勢頓變，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才。他問我是否同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係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並到北大來。我同意了。於是有一段時間，東語係是全北大最大的係。原來隻有幾個人的係，現在頓時熙熙攘攘，車馬盈門，熱鬧非凡。
記得也就是在這之後不久，喬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來看我。
一進門就說：“東語係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寶劍》、《回教徒為什麼不吃豬肉》等，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們不習慣於說“**”，所以用了“毛先生”這一個詞兒。我當時就覺得很新鮮，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一九五一年，我國政府派出了建國後第一個大型的出國代表團：赴印緬文化代表團。喬木問我願不願參加，我當然非常願意。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卻沒有到過印度，這無疑是一件憾事。現在天上掉下來一個良機，可以彌補這個缺憾了。
於是我暢遊了印度和緬甸，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這當然要感謝喬木。
但是，我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我很怕見官。兩個喬木都是我的朋友，現在都當了大官。我本來就不喜歡拜訪人，特別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解放初期，我曾請南喬木喬冠華給北大學生作過一次報告。記得送他出來的時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們倆顯然很熟識。艾說：“你也到北大來老王賣瓜了！”喬說：“隻許你賣，就不許我賣嗎？”彼此哈哈大笑。從此我就再沒有同喬冠華打交道。同北喬木也過從甚少。
說句老實話，我這兩個朋友，南北二喬木都沒有官架子。
我最討厭人擺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愛擺。這是一種極端的低級趣味的表現。我的政策是：先禮後兵。不管你是多麼大的官，初見麵時，我總是彬彬有禮。如果你對我稍擺官譜，從此我就不再理你，見了麵也不打招呼。知識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絕不想往上爬，我完全無求於你，你對我絕對無可奈何。
官架子是抬轎子的人抬出來的。如果沒有人抬轎子，架子何來？
因此我憎惡抬轎子者勝於坐轎子者。如果有人說這是狂狷，我也隻當秋風過耳邊。但是，喬木卻絕不屬於這一類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來越高，被譽為“黨內的才子”、“大手筆”，儼然執掌意識形態大權，名滿天下。然而他並沒有忘掉故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都有各自的經曆。我們雖然沒有當麵談過，但彼此心照不宣。他到我家來看過我。他的家我卻是一次也沒有去過。什麼人送給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給我一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