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國際地位新變化
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國際格局正在發生重要的變化。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的兩個重要判斷，“當今世界正處於大變革大調整當中”、“當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曆史性變化”——在金融危機後得到了更明顯的體現。2009年，美國重量級智庫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又提出一個新概念G2，有人翻譯為“中美共治”，引起了國際社會極大關注，也引起我國社會各方廣泛關注。在過去的30年尤其是21世紀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顯著提高。在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中，中國逐步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盡管世人在評論中國時會有不同的聲音，持不同的立場和態度，但世界越來越關注中國，中國在世界媒體的報道中已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所有這些都能使人直接地體會到中國與日俱增的國際影響力。胡錦濤總書記在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指出，“要努力使我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我們應該如何理性地認識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如何解讀和把握這種變化的意義和啟示？對於我們正確認識國際國內發展趨勢，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推動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國際地位新變化的表現及突出特點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曆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係在一起”。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客觀地講，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變化最活躍的一支力量。從縱向看，中國正處在過去幾個世紀發展最快的時期；從橫向看，中國的發展變化正對世界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1.在中國實力和國際地位顯著上升，與此同時，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國際地位持續下降。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將現代化規律和本國國情有機結合，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入21世紀時，中國的經濟實力還隻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約1萬億美元。21世紀的頭8年，中國在世界經濟的排位幾乎是一年上一個名次，2008年躍居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彙儲備躍居世界第一，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經濟總量在2008年達到4.4萬億美元，提前12年實現“到2020年經濟總量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這一實力地位的變化奠定了中國國際地位變化的基礎。除經濟實力外，中國的軍事、科技、軟實力也持續上升。軍事上，美國國防部認為，20多年來中國的軍費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這麼大的投入，使中國的海軍、空軍等實力比20世紀90年代有顯著的提升，軍事活動範圍擴大。科技上，航天活動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令全世界華人驕傲，令整個世界刮目相看。在軟實力方麵，中國發展模式得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認可，成為不少國家試圖仿效的樣板。國際上出現一定程度的漢語熱，也說明中國的地位上升了。
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遭到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包括一些主要盟國的反對，其秘密監獄、虐待戰俘等行徑使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法製”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國際地位和聲譽顯著下降。金融危機又使其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聲譽下降，不得不有所調整。所以奧巴馬、希拉裏、佩洛西，走遍世界都要“傾聽”，他們現在外交的重點是要改變美國在世界的形象。在美國國際地位下降的同時，俄羅斯實力和國際地位持續下降，其經濟實力正由二流國家淪為三流國家。普京2001年曾說，10年前中國的經濟實力是蘇聯的一半，10年後俄羅斯的實力是中國的一半。2008年俄羅斯的經濟實力是中國一半的一半。日本近20年來經濟停滯不前，國內改革步履維艱，實力地位不進反退。歐盟進入新世紀後停滯不前，經濟發展勉強維持低速增長。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雖然發展速度不慢，但其實力和國際地位始終無法追趕中國。現在講“金磚四國”，實際上四國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那三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加在一起才相當於中國，甚至還差一點兒。
2.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成為應對金融危機的主要力量。世界普遍寄希望於中國率先走出危機，帶領世界複蘇。中國2萬億美元外彙儲備和銀行係統的充足資本，使中國成為危機中世界少數的中堅力量。中國銀行和企業的實力和國際地位顯著上升，海外收購非常活躍。中國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措施，不僅對本國經濟、而且對區域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都產生了積極影響。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經濟衰退，為應對危機衝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中國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形成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攬子計劃。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對緩解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強信心、穩定預期，發揮了重要作用，經濟運行中積極因素不斷增多，國民經濟企穩回升。今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86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8711億元，同比增長15.0%。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雖然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不利影響繼續顯現，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和長期向好趨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支撐中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根基沒有動搖。經過改革開放30年持續快速發展，中國積累了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體製環境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優化升級、科技進步和創新、生態環境保護、居民消費、社會事業等方麵有巨大發展空間，擴大內需潛力巨大，人力資源豐富，金融體係總體穩健，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有較大餘地。中國正在努力變壓力為動力、化挑戰為機遇，把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程度。在世界多數國家經濟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相對實力穩步上升，成為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穩步上升的重要基礎。
中國采取的一係列舉措也對世界經濟產生積極影響。中國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始終積極參與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國際合作。有關舉措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中國在麵臨巨大困難的形勢下，保持了人民幣彙率基本穩定；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公司貿易融資計劃，並決定提供首批15億美元的融資支持；中國盡最大努力向有關國家提供支持和幫助，同有關國家和地區簽署了總額達65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積極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項下的貨幣儲備庫建設，維護地區經濟金融形勢穩定，促進地區金融合作和貿易發展；中國組織了大型采購團赴海外采購，顯示了中國堅持對外開放、推動恢複世界經濟增長的堅定態度；中國明確承諾，將認真落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確定的各項援非舉措，在力所能及範圍內繼續增加對非援助、減免非洲國家債務，擴大對非貿易和投資、加強中非務實合作；將在南南合作框架內，繼續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包括無償援助、債務減免、貿促援助。中國一再表明，將繼續同國際社會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國際金融體係改革，積極維護多邊貿易體製穩定，為推動恢複世界經濟增長作出應有貢獻。可以說，中國一直在向世界傳遞著戰勝危機的“中國信心”。
3.中國深入參與國際體係調整，將牽動世界格局走向。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國際金融危機推動國際金融體係改革拉開序幕，國際格局深刻演變。受金融危機影響，西方國家深陷衰退，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從金磚四國的迅速崛起，到發展中國家有一席之地的20國集團（G20），一個明顯的趨勢是：作為金磚四國中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正從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邊緣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為世界第一大外彙儲備國、第二大進出口國、第三大經濟體，同時也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最大的國家，中國在國際金融體係改革及國際秩序變革中的作用和影響備受矚目。美歐等西方國家主動深化與中國的合作，新興大國希望加強與中國的協調，發展中國家希望中國維護其利益，各國對中國的借重明顯增強。
中國積極提出對國際金融體係進行必要改革的政策主張，與各方加強各個層次的磋商與協調，推動20國集團領導人第二次金融峰會取得積極成果。英國首相布朗明確指出，中國在20國集團領導人第二次金融峰會上發揮的作用不可或缺。國際輿論普遍認為，金融危機凸顯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中國在國際金融體係改革上的話語權提高，在聯合國改革、氣候變化談判、糧食和能源問題等其他重要國際議題方麵，中國的主張和建議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開稱：“曆史學家將會審視2009年發生的一切，看到中國在穩定全球資本市場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未來數十年裏，中國將與美國並肩成為世界兩強。”麵對曆史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國際社會期待各方加強合作、提振信心，期待充滿活力的中國扮演重要角色。人們相信，為了國際社會一道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推動世界經濟恢複增長，中國將繼續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金融危機之後的中國將成為國際舞台上更為引人注目的力量。
4.“中國模式”等軟力量大幅提升，推動發展模式多樣化。此次金融危機，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活力和影響力，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突破了傳統計劃經濟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模式，而是將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與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相結合。在強有力的國有經濟支持下，政府對市場進行有效的調控和監管，使得中國具有較強的規避危機與應對危機的能力。
國際金融危機導致新自由主義碰壁，西方主流媒體認為，當前的危機是資本主義在西方興起並主導世界後遭遇的最大一次挑戰，集中暴露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深層次缺陷，呼籲對21世紀的資本主義進行重大改革。美歐日陷入同步衰退，中國經濟“一枝獨秀”，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中的最大亮點。國際輿論普遍關注中國經濟持續回升勢頭，認為中國政府采取的4萬億元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行動快、見效快。美國《新聞周刊》置評，中國是此次危機中“唯一沒有出現信貸危機或信任危機的大國”，這彰顯了“中國模式”強大的適應性和競爭力。高盛公司稱讚中國是在當前危機中“憑借自身政策第一個創造經濟轉折的重要國家，為世界經濟繪製了一種藍圖”。
一些輿論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蘇聯模式”、“拉美模式”、“東亞模式”相繼失敗之後，“中國模式”為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提供了一種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等學者認為，“中國模式”代表了世界發展模式的未來潮流。如果說歐洲“萊茵模式”和美國“盎格魯—薩克森模式”分別在19世紀和20世紀引領風騷，“中國模式”將主導21世紀。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和做法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肯定，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希望學習借鑒中國發展經驗，中國模式的影響在全球範圍日益彰顯。
總的看，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凸顯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世界的目光逐漸聚焦中國，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將以什麼樣的姿態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在中國實力和國際地位持續上升的同時，由於意識形態、社會製度、價值觀等因素，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消極態度仍然沒有改變。中國總體的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在西方主流輿論中沒有根本改善，其基本麵仍然是負麵的，這在奧運會境外火炬傳遞、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毒牛奶”和“毒餃子”等事件中表現得非常清楚。我們在世界的形象有兩個：一個是強國，越來越強；另一個是“壞國”，批評我們的社會製度、意識形態不是世界的主流，沒有民主、沒有人權、沒有自由、沒有法製、沒有信用，這是西方世界比較普遍的看法。這一點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二）國際各方對於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的態度變化
中國和平崛起是大勢所趨。無論是在歐美發達國家，還是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政府官員、專家學者，還是企業高管、商界領袖，人們在感歎中國奇跡的同時，都在關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發展走向。
1.美國：中國崛起是大勢所趨，在維護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安全體係中要求中國承擔更大的責任。美國總統布什執政期間，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和政策漸趨務實。2005年9月21日，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題為“中國往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的演講，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在成長的大國，將影響未來的世界，明確提出美國需要促使中國成為國際體係中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以此為標誌，美國積極推進同中國的對話，加強在重大國際地區熱點問題和全球性問題上的協調合作。
2009年1月美國新政府上台後，奧巴馬總統和希拉裏·克林頓國務卿等政府高官高度重視中美關係。2月13日，希拉裏出訪東亞4國之前在亞洲協會發表演講稱，美國將繼續與中國發展積極的關係，這對美國未來的和平、進步和繁榮不可或缺。4月1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同奧巴馬在倫敦舉行的20國集團第二次金融峰會期間成功會晤，雙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麵的中美關係。奧巴馬表示，美中關係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令人矚目地向前發展，美國希望推動兩國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美國國內日益重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美國人認為，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持續快速發展，中國已經今非昔比，不是一般的大國，而是世界大國。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秩序重構的過程中，幾乎都需要中國發揮作用，甚至是主導性的作用。在朝核、伊朗核等重大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中國都發揮著重要的甚至是關鍵的作用，可以說，解決當今世界的國際問題都需要中國的參與。前美國國防部長、全球商業谘詢公司科恩集團董事長威廉·科恩認為，“世界有賴於美中合作”，如果沒有美中兩國的合作，主要全球性挑戰都不可能得到成功解決。
目前，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承認中國的崛起，看好中國的發展前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將中國視為“擁有全球性影響的地區大國”（regionalpowerwithglobalinfluence）。美國國防部《2007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力量報告》仍然認為，中國是一個懷有全球抱負的地區政治與經濟強國。但最近兩年來，美國內將中國視為“全球性大國”（globalpower）的看法增多。2008年底，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表《2025年全球趨勢》報告稱，由於中印等國崛起，到2025年國際體係將成為一個真正全球性的多極體係；很少有哪個國家在今後15年到20年中會像中國一樣對世界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如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到2025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頭號軍事大國。
美國對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上升的重視，比較突出地反映在“兩國集團（G2）”等各種版本的“中美共治論”上。2008年，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在美國《外交》雜誌發表文章，呼籲成立美中兩國集團，共同充當世界經濟的掌舵人以及在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他說，美中兩國是過去5年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大於任何其他國家。中國和美國現在是世界經濟中兩個最重要的國家，應在使世界經濟走出目前的危機中發揮核心作用。此後，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金融時報》撰文，主張美國與中國建立全麵的夥伴關係，組成非正式的“兩國集團”；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國際先驅論壇報》撰文稱，未來的全球經濟秩序取決於中美如何打交道，主張中美有機會將太平洋兩岸關係構建成一種服務於共同命運的關係，就像戰後初期的跨大西洋關係一樣；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也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稱，沒有“G2”強勁發展，G20將會令人失望，世界經濟有賴於中美合作。
“兩國集團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國對中美關係聯係日益緊密、共同利益日益擴大的認識的提升。2008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達3337.4億美元，兩國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兩國人員往來每年超過210萬人次，每天有5000多人往返於太平洋兩岸。雙方還締結了35對友好省州和145對友好城市。中美現已建立起涵蓋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文教、科技等廣泛領域的60多個對話合作機製。也正是基於這一認識，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提出了“中美國”（Chimeric）概念，認為中美分別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債務國，最大的貿易盈餘國和貿易赤字國，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共同利益體，共同發揮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作用。
總的看，“中美共治論”既反映了美國對中國不斷崛起這一客觀現實的承認，也反映了美國擺脫自身所處困境的需要。在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的背景下，美國希望借助其他國際力量幫助其分擔責任。不過，針對“G2”論，溫家寶總理明確指出，“一兩個國家或大國集團不可能解決全球的問題，多極化和多邊主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有人說，世界將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這是毫無根據的，也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