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美關係走向分析。
回顧50多年來中國的對美政策和中美關係發展的曆史，雙方既有尖銳的對立，也有真誠的合作。冷戰後的中美關係也曾經出現了多次起伏和危機，但是中美關係並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於，中美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的戰略利益。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對亞洲和世界局勢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美之間在許多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重大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著廣泛的合作基礎，中美經濟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紀的中美關係，我們有理由表示審慎的樂觀。當然，影響兩國關係的負麵因素也不容忽視，諸如人權問題、貿易問題、軍售問題和台灣問題等，其中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影響中美關係改善和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最容易導致中美兩國發生直接衝突的敏感問題。然而，隻要中美雙方能夠站在曆史的高度，用戰略的眼光來處理中美關係，在中美3個聯合公報的基礎上審視和處理台灣問題，中美關係就會沿著健康的軌道順利前進。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從曆史上看，影響中美關係的因素很多，諸如國際格局、經濟和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以及彼此處理雙邊關係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處理雙邊關係的政策在中美關係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縱觀70年代以來，運用史學和國際關係學學科滲透的方法來分析中國對美政策的緣起、變化和發展，及其對各個時期中美關係的影響。
穩定同美國關係，是中國外交的關鍵。近年來，中美關係中的合作關係越來越多，越來越廣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美關係的發展越來越和諧。美國是當今最大的發達國家，在世界舞台居於權力中心。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國一直在多方麵遏止中國，企圖通過經濟、軍事、外交等手段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尤其在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為其他國家所震驚，而中國本身所擁有的龐大的市場，又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這樣一個為諸多國家眼紅的平台上，中國的經濟將會持續、高速的增長將是不爭的事實。而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軍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飛猛進。這一切迫使美國不得不將中國作為阻礙其在實現全球霸權主義統治的一個強勁的對手。並且，在台灣問題上，美國雖然沒有明確表態將台灣劃進美日聯合防禦範圍，但從其模糊描述的背後不難看出，中國台灣乃至中國內地早就是美國窺視已久的土地。對於中美關係，應堅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框架，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為我國經濟求得穩定、高速的發展空間。中美雙方經貿關係密切，在許多方麵存在著共同利益。中美關係非常複雜，必須處理好。中國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我們首先應該看到和明白幾點：
1.機遇來自全球化這個國際背景，美國有求於中國的方麵上升；
2.雙方在安全問題上既有交叉點又有不同點；
3.並不是說美國不把中國當做潛在對手了；
4.美國必須在台灣“統獨”問題上作出抉擇。
縱觀曆史，分析當前中國對美政策應循之道。“變”與“不變”是50多年來中國外交發展過程中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麵。一方麵，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外交經曆了幾次大的戰略調整；另一方麵，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貫穿其中。中國外交的基本內容正是在這種變與不變中不斷充實、發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國外交獨特而又豐富的內涵和風格。“變”是與時俱進的要求和表現，更是在不同國內外環境下更好地謀求國家利益的需要。而“不變”則包含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有意識繼承的部分，表現為連續性；另一部分則是不願繼承、希望改變的內容，但由於不同的原因，曆史上的政策對決策者或大眾心理有巨大影響，使現有政策有意無意地保持了原來政策的某些內容、宣示、態勢或傾向，表現為外交政策的“慣性”。“變”突出了中國外交的特點，而“不變”在很多方麵已經成為製約和影響中國外交的消極因素。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政策已經不是原來的政策，援助也與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國的對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項原則作為中國對外援助的指導思想，實際上這也是一種慣性的表現。中國要做的是立足於中國自己的核心利益，立足於全中國人民的利益，然後再去考慮他國的利益，在不影響國內利益的情況下可體現一下大國責任，向小國讓步，但如果有損國家利益必須進行反對，否則誰會在意你的核心利益？美國最近一係列挑釁行為不把它打壓下去以後它會更猖獗，由於中國失威，周邊那些小國、大國很可能會不斷向中國蠶食戰略利益，中國會再次麵臨四麵楚歌的境地。美國人向俄羅斯人出讓戰略利益的虧空要從我中國身上補回來，這算什麼邏輯？中國人若不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誰還會維護？當下是你退一步別人會進兩步，這是必然的邏輯。
2010年，中美關係因美國對台軍售、貿易保護、穀歌事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關係似乎突然陷入低迷，以致《華盛頓郵報》評論稱，2010年頭幾個月中美關係將“迎來艱難時刻”；美國歐亞集團甚至將中美關係列為2010年全球十大風險之首。奧巴馬總統成功訪華，兩國簽署中美關係史上又一份重要文件，使2009年的中美關係在高開高走中達到高潮。為何中美關係在2009年能一直保持順暢發展，2010年開年即遭遇挫折？那些使中美關係平穩發展的基本因素是否依然存在？2010年中美關係發展究竟將呈現什麼特色？這些問題引起全世界密切關注。畢竟，中美關係越來越具有重大全球性意義。
2009年中美關係能夠實現平穩發展並高潮迭起，絕非偶然。總結起來，大概有四方麵原因：
第一，是中美關係30年發展的曆史慣性和發展邏輯使然。建交30年來的關係發展，使中美關係積澱起日漸深厚的基礎，包括巨大的雙邊貿易額支撐的經貿基礎、廣泛的國際與地區合作形成的戰略基礎、全麵的交流機製累積的政治基礎等，由此形成一個必然結果：中美關係隻能進，不能退；合則兩利，鬥則雙輸。
第二，是中美兩國逆向發展態勢及美國對華需求日漸增高的客觀現實使然。中國崛起大勢所趨，美國是否陷入衰落雖無定論，但美國霸權呈現衰勢則是不爭事實。在這一大背景下，麵臨“一場危機、兩場戰爭”的不利局麵及新興大國崛起、美國形象受損的現實，美國對華戰略倚重必然加強，這種倚重未必心甘情願，卻不得不有意為之。因此，對華政策抓大放小、淡化矛盾與衝突點也就理所當然。
第三，是奧巴馬團隊戰略觀、世界觀、對華觀使然。一心想創造曆史的奧巴馬，上台伊始即提出“巧實力”戰略觀與“多夥伴”世界觀，並因此全麵調整對外戰略思維與做法。對華戰略顯然也呈現出若幹新氣象，包括正麵接納中國和平崛起、公開表示不謀求遏製中國、願意同中國分享部分“領導責任”等，以此換取中美戰略相互保證，確保中國崛起不僅不挑戰美國利益而且成為促進美國利益的正麵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2009年美國對華政策顯示出來的一係列積極動向，包括克林頓國務卿年初訪華、奧巴馬總統年底訪華、高度重視首輪戰略與經濟對話機製啟動、積極推動兩國議會交流達到高潮、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麵關係新定位很快得到確認等，不隻是權宜之計，也帶有某種戰略性意義。
第四，是中國積極把握機遇、推進中美關係的戰略主動使然。2009年中美關係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是中國政府不僅把握了國際局勢變動的戰略機遇，也抓住了奧巴馬政府調整對華政策的基本動向，進而在對美工作上加強謀劃並提早動作，在戰術運用上善於凸顯合作麵、控製消極麵。實踐證明，這一做法取得了良好成效。
（3）2010年中美關係有四個“未變”。
其一，美國對華戰略倚重未發生根本改變。奧巴馬一年來的變革實踐表明，美國金融危機勢頭雖得到初步遏止，但經濟危機的風險並未根除；股市雖有所上揚，但房市依舊低迷；經濟雖出現正增長，但就業形勢依然嚴峻。奧巴馬政府主要精力勢必仍將放在拚經濟、保就業、促發展上，中美經貿關係出現重大波折並不符合美國利益。更重要的是，一度被奧巴馬政府有意淡化的反恐問題因阿富汗問題陷入僵局、也門事件突發，而再度躍升至美國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位置。也因此，使得控製中美安全衝突、加強兩國反恐合作成為奧巴馬政府不得不繼續堅持的對外戰略大局。一句話，美國對華戰略借重的勢頭並未減弱。其二，中美關係的基礎總體仍未動搖。兩國經濟摩擦的深度與頻度雖在上升，但相對中美貿易總量及經濟合作格局多元化的勢頭，畢竟隻是大格局下的小問題；穀歌事件等所體現的中美政治較量雖針鋒相對，但兩國總體政治對話與交流勢頭仍呈升勢；雙方在氣候變化、朝核、伊核等問題上的矛盾分歧本來就很正常，不會從根本上衝擊兩國戰略合作大局。其三，奧巴馬團隊總體對華態度沒有根本改變。盡管對中國有期待太高進而落空的遺憾甚至不滿，盡管在穀歌等問題的處理上有強詞奪理的一麵，但正如克林頓國務卿日前在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所講的那樣，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麵關係的大局是得到兩國元首認可的共識，理性對待分歧是雙邊關係成熟的標誌，發展美中關係仍是美國的最高利益。其四，中國發展健康穩定的對美關係的意誌依然堅定。對對台軍售等事件的批評與反製並不意味著中國政府鬆動發展中美關係的立場，也並不意味著中國減緩與美國在重大國際與區域問題上合作的力度。在這樣一個總體框架下看待2010年年初中美之間發生的一係列問題，可能更加準確和理性。
（4）三個變量挑戰敏感問題。
中美之間的主要問題主要因三個變量而催生。一是在2009年被刻意壓製或掩蓋的問題開始發酵，如對台軍售問題。2009年，應對金融危機與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責任使得中美兩國“抓大放小”，強化國際合作淡化雙邊矛盾，因而在涉及雙邊關係的諸多敏感問題如涉台、涉藏、宗教、人權問題上，奧巴馬政府多能“克製”，或者有意淡化，或者盡量推遲。而到2010年，基於國際與國內政治的考慮，它們被抬了出來。對熟悉中美關係發展曆程的人來說，這些問題本不新鮮，但與2009年中美關係高潮迭起相比，極易產生某種心理落差與認知的不適應。如何認清這些基本事實進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內去認識，正考驗我們的膽識與智慧。二是因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發酵而強化的問題，如貿易保護主義、穀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國中期選舉年，一切為選舉服務、為國內政治服務是美國政治的基本規律，麵對守住民主黨在參眾兩院多數黨席位壓力的奧巴馬政府，屆時很可能不得不以犧牲部分國際利益換取國內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時期，一度“克製”的克林頓國務卿頻頻在人權、網絡安全等議題上對中國發難，撇開對華大戰略考慮，顯然有國內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國發展轉型衍生的問題。比如，奧巴馬“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鼓吹美國經濟結構、消費方式的重大調整，尤其強調美國要加強出口導向，以此刺激經濟、增加就業、調整結構。在這一背景下，人民幣彙率問題開始由少數國會議員與部分利益集團的炒作上升到戰略高度，進而容易演變成集體對華施壓的戰略性舉措。一旦處理不慎，容易與已然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糾結在一起，共同衝擊中美經貿關係的基礎。
除去上述變量所導致的眾多問題外，還有一些力量在人為激化中美之間的矛盾。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海外輿情。如位於紐約的美國調查公司歐亞集團關於中美關係是2010年全球十大風險之首的預測，盡管論據極不充分，但影響卻十分巨大，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強加的印象，並因此對號入座，彼此相互印證，給客觀事實人為增加幾分主觀色彩，進而誇大風險性與矛盾性，掩蓋中美關係的基本麵與合作麵。其結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變得更加複雜，進而“綁架”整個中美關係發展大局。
（5）合作與分歧的複合體
中美關係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原本就是合作麵與分歧麵的複合體。關鍵在於理解中美關係的發展限度，從而不要盲目樂觀；保持中美關係的發展節奏，從而不要躁動超前；看到中美關係的發展空間，從而保持信心。著眼未來，有四個基本環節應牢牢把握：一是始終把握中美關係大勢，保持良好穩定的心態，認清中美關係“螺旋式上升”基本規律與發展軌跡，看到中美關係的複雜性、深刻性、戰略性，進而以一種平和、理性的心態去認識當前出現的種種問題。中美關係的性質、內涵、外延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矛盾與問題也必然增多，但它們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隻看到一個個具體問題而無視中美關係整體層次與水平的提升，顯然是隻見樹木未見森林。二是隨時加強危機管控，始終把握問題導向，不讓單一問題“綁架”中美關係大局。在全球化、多極化、信息化時代，很難想象中美關係會出現大起大落式全麵震蕩，更多的是發展中的顛簸或搖擺。這就要求中美雙方有高超的危機控製意識與危機管理能力。即：未雨綢繆，見微知著，此所謂“危機控製”；及時應對，迅速化解，不讓單一問題演變成衝擊兩國整體關係的戰略性問題，此所謂“危機管理”。三是用好機製，增進互信，使中美關係突破瓶頸，步入更高層次。兩國現存60多種機製化交流平台異常活躍。如何將上述機製用好、用足，彼此交叉，充分利用，是一項腳踏實地的工作。沒有戰略互信的關係，就像一艘沒有指針的航船，雖然隨波逐流，卻未必能駛向大海。從一個個具體的領域做起，逐步累積互信，然後總結經驗和規律，未來十年應該努力做到這一點。四是加強合作與協調，努力擴大雙邊關係的增長點，以減少衝突和摩擦。以2010年為例，中美將可能共同麵對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四次金融峰會、核安全峰會、氣候變化第二次領導人會議等一係列重大國際性會議，同時，中美需要在國際金融、地區安全、氣候變化與新能源等新領域加強合作。把握好上述新機製、新領域的合作機遇並善加利用，以合作化解分歧、以合作應對風險，是21世紀中美關係發展的潮流。
（6）美好前景
中美關係越來越全球化。金融危機、能源和氣候，現在成為中美關係的核心。美國總統奧巴馬進駐白宮可謂是給中美關係帶來了新的機遇。訪華期間，奧巴馬與三位中國領導人進行了雙邊會晤。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09年11月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在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談時，兩國元首達成多項共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雙方一致同意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這是在2009年4月兩國確立積極合作全麵的中美關係的基礎上，雙方對中美關係定位又一種新的表述。由此，兩國關係的前景令人期待。
總結：隻要中美雙方登高望遠，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處理兩國關係，尊重和照顧彼此，妥善處理分歧，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就一定能夠不斷深入發展。隻有合作，兩國才能更好地發展，這也是為世界人民謀福祉的道路。
2.中俄關係
1991年蘇聯解體後10年時間裏，中俄關係在政治和法律定位上連續上了四個台階：一是1992年12月，兩國元首在北京簽署關於兩國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決定把雙邊關係提升到“相互視為友好國家”的新階段；二是1994年9月，兩國元首在莫斯科簽署聯合聲明，宣布兩國建立“睦鄰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三是1996年4月，兩國元首在北京簽署聯合聲明，確定兩國建立“平等信任、麵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四是2001年7月，兩國元首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中俄“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這步步升高的政治和法律定位，不僅使中俄關係高潮迭起，也為中俄關係指明了發展方向。
（1）中俄兩國的全方位、多層次、高質量的合作格局
兩國建立起完善的高層定期會晤及其他各級別交流與會晤機製。1996年4月，雙方決定建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定期會晤機製。隨著各領域合作的展開，兩國還建立了議會領導人會晤機製、總理定期會晤機製委員會、戰略安全磋商等高層次的合作機製。在總理定期會晤機製委員會框架下設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人文合作委員會和能源談判代表會晤三大機製，機製下設的分委會和工作小組數量不斷增加，基本覆蓋中俄合作的所有領域，是中國對外合作中規格最高、組織結構最全、涉及領域最廣的磋商機製。如此完備的大國合作機製，對中國來說是唯一的，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少見的，它為中俄雙方開展合作提供了一個穩定、高效的製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