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為什麼要重讀朱蘇進的作品，並表達出我們對他的創作道路的看法呢？這並非因為他已經成為二十年當代文學演進過程中無法繞過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果要重讀近二十年的文學史，至少有這樣一些重大的問題和重要的作家的創作道路需要特別關注的優先級要高於朱蘇進的作品和他的創作道路：檢討“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等主要文學思潮在社會、文化深刻轉型時期的得失；以王蒙為代表的中、老年作家在“窮”“達”角色互換後，“修齊治平”文化品格如何在他們不同時期作品中得以顯現；張承誌的“聖徒情結”與他“以筆為旗”口號對中國文學的意義；賈平凹由商州走進《廢都》《白夜》的心路曆程；張煒由現實主義轉向理想主義的內、外驅力；莫言由《透明的紅蘿卜》到《豐乳肥臀》漫長嬗變過程中的承受與堅守的啟示性意義；王安憶作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知青文學”、“尋根文學”、“新曆史文學”思潮的參與者和弄潮兒，所呈現的作家創作心理活化石的價值等。
但我們還是選擇了朱蘇進首先進行重讀。因為，多年以來，朱蘇進以他相當整齊的一組描繪現實軍營生活的中、長篇小說，營造出了一片麵對軍旅文學這一相對獨立的文學王國時根本無法繞開的風景。他的所有成敗得失，已經成為軍旅文學一段曆史的鐵一般的見證。同時，還因為軍旅文學在近些年不可遏止地走向了更加困頓，朱蘇進的創作的負麵影響應對此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重讀朱蘇進，無疑是軍旅文學重振和突圍必須的準備。
為什麼要與朱向前商榷呢？
我們以為，朱蘇進所獲得的軍旅文學創作第一人的聲望，與朱向前為代表的一批軍旅文學批評家的不斷闡釋和鼓吹是分不開的。朱向前作為軍旅文學的追蹤研究者，十年來僅對朱蘇進一人的發言，總字數已超過五萬，《半部傑作的詠歎》和《新軍旅作家“三劍客”》兩篇長文毫無疑問是對朱蘇進創作的最詳盡全麵的闡釋和登峰造極的宣揚。朱向前認為，自80年代初至今，反映當代和平時期軍人生活的小說創作，朱蘇進一直充當金雞獨唱的角色，“在當今中國小說界，能將中國當代軍隊和軍人寫得如此地道者，舍朱蘇進其誰？！”近期，又是朱向前的不遺餘力的宣傳，使得朱蘇進的長篇新作《醉太平》為人矚目。毋庸諱言，“二朱”合力才為軍旅文學在當代文學格局中爭取到了較為醒目的一席之地，也形成了軍旅文學這一小小獨立王國相對權威的話語表述。重讀朱蘇進，已經無法回避朱向前對他的研讀成果。我們發言的指向，也就無法單獨地指向朱蘇進的創作。
同時，我們又認為，作為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現象的發現者，作為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作為當代軍旅文學重要主題的鼓吹者，朱向前對朱蘇進的所有發言，都在消解著朱向前的批評體係的建構。作為一個成熟的批評家，原本不該長久地作這種“友情出演”的，可朱向前卻一直樂此不疲地這麼做著，而且至今毫無悔意。這種悖論式的現實，也是誘發我們想與朱向前商榷的重要原因。
二
必須強調指出：朱蘇進是一個創作態度嚴謹，有自己始終關注的描述對象並取得相當高的成就，成為軍旅文學二十年來承上啟下關鍵人物的作家。和全國的同齡作家相比，朱蘇進的小說產量並不算高，計有長篇小說《懲罰》（1978）、《在一個夏令營裏》（1980）、《炮群》（1991）、《醉太平》（1994）四部；中篇小說《射天狼》（1982）、《引而不發》（1983）、《凝眸》（1984）、《戰後就結婚》（1986）、《第三隻眼》（1986）、《輕輕地說》（1986）、《欲飛》（1987）、《兩顆露珠》（1988）、《絕望中誕生》（1989）、《金色葉片》（1990）、《咱倆誰是誰》（1991）、《四千年前的閃擊》（1992）、《祭奠星座》（1992）、《接近無限透明》（1993）、《孤獨的炮手》（1993）等十五部，總字數不超過兩百萬。列出朱蘇進的全部小說篇目，是想一目了然地說明，除《懲罰》《在一個夏令營裏》《戰後就結婚》《兩顆露珠》《四千年前的閃擊》《祭奠星座》等少數篇什自生自滅外，《射天狼》《凝眸》兩度獲得全國中篇小說獎，《金色葉片》《醉太平》兩次獲得上海文藝獎，其餘篇什自發表後都曾引起過不同程度的反響。
自1982年的《射天狼》到1994年的《醉太平》，十三年間，不斷有作品引起讀者和批評家不斷關注的作家，在當代文壇並不多見。這一事實無可爭辯地表明了朱蘇進實力派作家的麵目。在時間的作用尚不明顯的文學史意義上，朱蘇進的可圈點性是不能抹殺的。
問題在於，在世紀末的今天，僅僅弄清楚一個作家在同時代人撰寫的文學史上的所謂地位已經遠遠不夠。在文化轉型期風起雲湧的文學拿來主義大潮退去之後，在文化轉型期對待文學傳統的態度幾度揚抑轉換之後，需要麵對大浪淘沙留下來的各類實力派作家的深深淺淺的腳印，思考一下我們的文學從哪裏來、現在處在一種什麼樣的生存境遇裏，並將走向何處這樣一類重要的問題了。這就是我們重讀、重評朱蘇進的思維的起點。
重溫一下批評家繆俊傑在朱蘇進的《射天狼》發表伊始寫下的一段話很有必要。繆俊傑寫道：“袁翰有著同許許多多普通人一樣的命運和際遇。他在探家時麵對著病妻弱女所表現出無可奈何的窘態；一貧如洗，在收到妻子的電報到郵局彙款，把僅有的拾叁元彙去，後來又把‘拾叁’改成‘拾’的翻來覆去的思索，以及探家回來饑腸轆轆的狼狽相，這些細節都寫出了他作為普通人的特點。然而，袁翰又畢竟不同於平庸的普通人。他寧可回來受處分也不願編造一些續假的理由；他寧可過著清貧的生活，也不願向組織伸手；他在因超假受了處分之後，那樣胸懷坦蕩地把自己的錯誤告訴自己新調去的單位的戰士們；他受了處分並不背包袱，仍然以一個共產黨員、革命軍人的高度負責精神去抓工作，全力以赴地去改變落後連隊的麵貌……從這些方麵來看，袁翰又是一個具有不同凡響的英雄。”《射天狼》就是這樣一部現在看來太過於平常和普通的作品。繆俊傑作為一個社會曆史學批評家在1982年的中國舉薦《射天狼》，一點也不可笑。同一年獲獎的小說《高山下的花環》中梁三喜的賬單還曾經賺過千百萬中國人的眼淚。1982年，中國文壇隻出現了兩部具有文學經典品格的作品，一部是《黑駿馬》，一部是《人生》，剩下的獲獎作品，隻負責描繪那一時間社會心態的某種真實。然而，又不能否認，《射天狼》的獲獎使朱蘇進一舉成名，同時也成為後來的批評家評價朱蘇進創作的一個不低的起點（本文不準備涉及批評家麵對評獎時的從眾和媚俗心理）。
即便是一部《射天狼》，也是朱蘇進在原創作道路上艱難突圍後的產物。年輕的朱蘇進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就開始了創作活動，“文化大革命”結束的第二年，二十四歲的他就做了專業作家，並出版了長篇小說《懲罰》。指出這一點，目的不在於顯示朱蘇進的早慧和創齡的悠長，而在於強調“假大空”“高大全”式創作道路和方法為朱蘇進的創作生命打上的永遠無法抹去的底色。換句話說，朱蘇進是吃過“文化大革命”文學的“奶”的，是一個從“舊時代”走進新時期的年輕的文學“老人”。《懲罰》和《在一個夏令營裏》，散發出的是一鼻子就可嗅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學的遺韻，因此常被成名後的朱蘇進回避，同時也被朱向前等論家忽略不計了。
我們卻特別地看重朱蘇進吃過的幾口“狼奶”，因為這一經曆，便把他與同齡人當中後來取得了很大成績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動筆寫作的作家區別開來了。說“文化大革命”文學是“狼奶”，還略有些不恭，因為它無疑也是一種創作套路，也可以養育出一批又一批作家。浩然先生便是這樣認為的，他在《金光大道》再版時，曾寫過一篇不失精彩，也不易罵倒的申辯。從《射天狼》開始，朱蘇進竭盡全力在向過去告別。
十分遺憾的是，當我們重讀一遍朱蘇進的大部作品後，朱蘇進的這一段創作經曆竟變得越發醒目起來。自《引而不發》開始，他逐步踏上了看上去十分冷僻的孤獨玄想的創作道路，留下了一係列單篇來看都顯得極端個人化的文本。如果把他自《引而不發》到《醉太平》看作一個整體加以考察，我們就不難發現那幾口“狼奶”的影響力。“三突出”的原則在朱蘇進那裏被巧妙地改造成了“一突出”，即突出自己極端個人化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觀念；“高大全”式的人物塑造原則，被改造為隻負責闡釋作家自我心理圖式，用朱向前的話說就是塑造一批批背後站著朱蘇進的大大小小的蘇子昂。
朱向前認為：“朱蘇進具有十分卓越的俯瞰和抽象生活的能力，通過當代軍人特殊的現實生活去審察人的一般的生存困境幾乎成了他近年來小說創作的最基本的模式和思路。”“俯瞰”“抽象”“特殊”“模式”“思路”都曾是“三突出”創作方法中加以特別強調的手段。我們不大明白，朱向前為什麼能從這些特征中得出“他的小說藝術也因而最富思想含量”“他也許是軍旅小說家中最具有思想性的一個”這種結論。一個在十幾部中、長篇小說中重複講述現實軍人存在於引而不發狀態之中，這一抽象描述的作家，如果能稱為思想家，那麼隻會重複阿毛被狼吃了這一故事的祥林嫂就是講人類生存史詩的荷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