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聽一聽王朔筆下人物的語錄：“幹嗎那麼當真”“我們是厚顏無恥的閑人”“人的有點小毛病”“朋友無非兩種，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我說愛，那不過是像說屁一樣順口”。我們絲毫不懷疑這種人生態度的真實性，但如果他們的生活中果真沒有希冀、沒有榮譽、沒有尊嚴、沒有朝著輝煌的奮鬥，他們注定隻能在一種蒙昧的狀態下永劫不複。是的，中國人所需要的不再是已聽得夠多的烏托邦式教誨，也再不願去背誦那無以數計的大而無當的教條，但也不需要動亂、流血，把一切惡的情緒盡數釋放，因為可怕的景像已經夠多了。
一切意義都被懷疑了，一切都被弄成了現金支付。王朔便靠這種所謂對極致的追尋吸引了公眾的目光，藝術創造中必需的分寸感和中庸的尺度，都被他故意遺忘掉。別林斯基說過，公眾隨時都可以寬恕作家寫一本壞書，決不能寬恕他寫一本有毒素的書。王朔的出發點也許是為了給人治病，用藥時卻失了方寸。他用的不是鶴頂紅、氰化鉀，也不是斷腸散，而是摻有幻藥的酥骨粉，配出的方子就具備了鴉片的某種功能，它能在短時間內解除一種痛苦，營造出一片夢幻般的風景供人觀賞一瞬，時間一過，痛苦卻加劇了。我們陰鬱、苦悶、相互隔膜，我們是後娘養的，所有的好機會都沒留給我們，我們地位低下，我們受盡了人間的不平，我們活到這個份上仍沒有拿起投槍，難道還不允許我們自我戕害、自我戲謔嗎？這確實是一種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但必須詳盡描畫出這一群人生存的大背景，尋出根源，如果無力為這樣的現狀指出一條出路，起碼也該寫出不能再這麼活下去的覺醒。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一味地誇大和強調這是真實，這樣的作品就朝《自殺指南》悄悄靠近了一步。
我們常常隻去注意某某作家寫出了某種鮮為人知的生活層麵，然而卻很少關注他究竟提供了多少這個生活層麵本質的東西。王朔已被多人認為是都市下層青年人的歌手，我們同意這種看法，但有個附加條件，他不是一個成功的歌手。他不唱《馬賽曲》《義勇軍進行曲》，而隻去演奏他改變了的《哀樂》。當王朔的個人生活發生了巨變，與他描寫的社會階層產生雲泥之遠的距離後，他重複多次的魔術必將失去觀眾。
對王朔的文學作品略作品評之後，一個疑問就產生了：如何解釋王朔引起的廣泛的轟動效應？
當代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文化轉型期，審美文化的生產和消費都處在不規範的和盲目變動的狀態之中。寫作和閱讀不僅是反對遺忘和死亡的主要手段，而且也是仿古和創新願望的一種排泄途徑。文化界的混亂是必然要經曆的一個階段。一種文化產品，隻要暗合了當代中國人的某種情緒，即可以贏得巨大的市場。正如《紅太陽》盒帶因順應了中國人的懷舊情緒而引起轟動一樣，王朔小說中的適度的玩世不恭、適度的荒誕不經，對政治生活的適度的反諷，對現實問題的適度的戲謔，為中國人消解階段性的不滿情緒，提供了一種方式、方法。
王朔是應時運而生的，他作為文化轉型期交響樂中的一個音符，存在著，被人消受著。
簡言之，王朔的文學上的成功，恰恰在文學之外。
這是王朔的幸運，又恰恰是他的不幸。他製造的快餐如今很搶手，鈔票像小河一樣流進自己的腰包，而他的理想卻是要開一個高級餐館。
與王朔製造快餐的同時，還有一批作家開始純粹精神的追尋，張承誌、史鐵生、張煒是這一群人中的代表。他們關注的是人類精神的困境，在為人類尋找一個在工業社會裏已無處藏身的靈魂的居所。這是一批堅韌的孤獨者，命裏注定在很漫長的時間內飽嚐不被多數人認識，甚至遭受誤解的寂寞和苦痛。這一個時期成為曆史之後，後人便隻能看到，也隻願看到那幾個高高的枝條。這種現象，在曆史的長河裏已被無數次地重複過。
人類文化的奧林匹斯山，隻用人類引以驕傲的精神創造砌成。這是亙古不變的法則。
王朔的將來還要進行幾次蛻變，最終能成為哪個級別的選手，是難以預測的，起決定作用的將是他自己。英雄造時勢是特殊的現象，時勢造英雄才是普遍的結果。王朔如果還沒產生一點憂患感，仍醉心於快餐文化的創造，他被淘汰出局的一天，就不會太遠。魯迅先生說從小康墜入困頓大抵可以看清世事的麵目，王朔從困頓苦鬥到小康，是不是也該有一些獨到的感悟呢？
既然選擇了做一群人歌手的職業，那就應該以對待職業的態度對待，唱出這群人真的心聲。對於王朔，這條路將是漫長的。
1992.12於北京軍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