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知道，這樣一個夢想是極有可能煙消雲散的，正如巴爾紮克表述的那樣：“它像一位笑容可掬但卻虛無縹緲的仙女，一展她那處子的姣容，就振翅飛回了神奇的天國。”然而我卻笨拙而又固執地認為它有可能在我有限的生命中最終演變成海螺姑娘這樣的傳奇並最終成為我生命曆史的組成部分。當然我也明白，我窮盡一生所創造的東西，最終根本無法望這些偉大作家建構的恢宏大廈之項背，但我想效法這樣浪漫而健康的情懷，大抵算不上一件可笑的錯誤，因為我早就知道了幻想創造了人類美好未來這個道理。巴爾紮克產生《人間喜劇》構想的時候，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還沒有公開出版，沒有汽車、沒有飛機，沒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當然也沒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他的建構《人間喜劇》的念頭，據他自己說隻是來自對人類和動物界之間進行的一番比較。今天，我們擁有了他那時擁有的一切，又擁有了他那時根本無法想象的一切之後，難道連一個大一點的夢都不敢做麼？原子彈、艾滋病和克隆術，不應該成為折斷文學想象翅膀的力量，它們隻能使我們的翅膀變得更加輕盈和堅韌。
我深知自己天分的不足，不敢把自己的未來完全押在巴爾紮克的獨門絕技上，而是很快又為自己找到了另外兩位老師，一位是俄羅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位是我們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作家曹雪芹。當然，我一直是這樣一條古訓的信徒：藝多不壓身。同樣，我還認為學藝一定要師從最有功夫的好師傅。我就這麼懷揣著碩大無朋的膽子上路了。
很慶幸，我在讀高中的時候，遇上了“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風尚，使我在受高等教育最佳的年齡段，選擇了學習計算機專業。四年本科學習，我掌握了邏輯思維的一整套的方法，知道判斷、分析、推理的重要。我首先在分析巴爾紮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這三位導師的區別時，發現了他們所處時代呈現出的共性：社會都處在蓬勃向上的轉型期。拿破侖帝國後的法國，廢除農奴製後的俄國，康雍乾盛世的中國，不都是蒸蒸日上的時代麼？後來，我又發現李白、杜甫生活的中國，但丁生活的意大利，塞萬提斯生活的西班牙，莎士比亞生活的英國，無一例外都處在上升的轉型期。毫無疑問，這種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堅定了我繼續做這個大夢的信心。因為通過比較，我認為我現在所生活的時代，與上麵所說的時代，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向上的轉型。按照三段論的推理法則，我很容易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肯定也是一個可以出現偉大作家，可以創造出偉大作品的時代。在過去的十多年裏，我也聽到過、看到過各種各樣對我們這個時代做出的種種判斷，但我一直堅信我自己這個結論的正確。我曾經像一個紅了眼的賭徒一樣，把我一生的幸福和意義，押在這樣一個結論上。我想如果我的結論是錯誤的，那麼我的一切努力肯定會變得毫無價值，那麼，我應該在四十歲時自覺地結束自己的生命。現在看來，我基本上是押對了，用不著在四十歲時因為年輕時選擇的錯誤，飽受哈姆萊特命題的痛苦煎熬了。我想，麵對今天這樣的時代，作家的工作應該仔細研究偶然就足夠了，用巴爾紮克的話來說，就是：“編製惡習與美德的清單，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現，刻畫性格，選取社會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幹同質的性格特征博采約取，從中糅合出一些典型。”
有必要簡約地羅列幾條我認為現在我們這個時代所以處在向上的轉型期的理由。第一，中國人的普遍的心理素質，經過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長達幾十年的改造，已經徹底擺脫了二等人群的自我認定，變得可以張揚一些了；第二，維持社會前進的基本秩序，正在由人治的隨意約束轉向製度的穩定約束，盡管這種變化因其改良的特質而顯得緩慢，但也許中國正需要這種不停歇的改良；第三，千人一麵、萬人同聲的僵死現實，正在土崩瓦解著，中國人可以比較自由地展示自己的個性了；第四，我們的文化，顯然在經過上個世紀一頭一尾進行的東西方文化彙流或碰撞中，得到了良性的滋養，並在逐步形成自己獨立的精神品格；第五，欲望不再隻被看作洪水猛獸，在認識它的作用時，多數人變得中庸了……當然還有許許多多的理由，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我一直十分慶幸自己在十五歲這個剛剛開始嚐試思想之時，趕上了中國的偉大轉型的開端，並和這個轉型的過程一起，漸漸走向個人的成熟。我很珍視這種同步性，因為這種同步性，使我個人的生命體驗很容易和社會的變動軌跡形成較為深層的對位關係，這種對位關係對於作家把握社會的本質實在太重要了。至少，它不會出現隔靴搔癢或者是大驚小怪。我甚至產生過這樣的想法：在我八十歲時，用盧梭的方法為自己寫一本自傳體小說，或許也就寫出了我們這個民族在這個時代的心靈秘史。
我不否認我是一個固執而笨拙的人，有時候甚至要辦一些刻舟求劍的傻事。但我認為對於藝術創造，這樣的傻子可能會比變色龍們更有可能擁有未來。譬如，我一直認為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是專門為描繪時代主角們的行狀而發明的一種文學體裁。如果一部作品選擇的描述對象是這個時代黃花魚式的角色，那失敗便是它無法更改的命運了。20世紀中國經典的文學形象，已經足以證明這一點。20世紀頭十年和20年代農民決定中國曆史的走向，於是有了阿Q；30年代民族資產階級當了一段主角，於是有了吳蓀甫；80年代又是農民決定中國的命運，於是有了陳奐生、高加林、趙柄；八九十年代之交，知識分子又做了主角，於是就有了莊之蝶；90年代以後，時代的主角顯然是官人和商人，於是就有了官場小說的勃興。這當然不是經過嚴謹的分析推理得出的結論。我隻想用這樣一些事實證明一個規律的存在。我對文學和時代的對位關係喋喋不休，原因無外乎感受到了重視這種對位關係的同誌特別的少，多少有點孤寂和落寞。
毋庸諱言，描繪當下中國社會現實的作品，在流行的評判體係中，常常被粗暴地判定為二流貨色。操這種手法的作家很多時候是獲得不了現時的應有的尊重的。很少有人去想我們現在創造的遠離現實的所謂純粹的小說，如果把它放到一個較長的時段裏，到底有多少獨特的價值。也很少有人回頭檢索我們近二十年的文學，現在到底還留下了什麼。那些當年被捧上了天的所謂遠離現實的純粹文學作品多半業已死亡的事實，被太多的人忽略了。這種現實常常讓我感到痛心。長篇小說區別於史詩和大型戲劇的獨特性，也不見有多少人提及。古今中外曆史上留傳下來的經典長篇小說，十有八九是同時代主流生活的記錄這一最根本的特征，長時間被我們忽視了。《堂吉訶德》《紅與黑》《高老頭》《罪與罰》《白癡》《安娜·卡列尼娜》《複活》《源氏物語》《金瓶梅》和《紅樓夢》，哪一部不是描繪作家同時代生活的作品？《追憶似水年華》、《喧嘩與騷動》、《尤利西斯》，這三部被稱作現代主義經典的長篇小說，又有哪一部不是描繪當下正在進行的、未定型、未完成的生活的作品？難道我們今天的中國作家，真的有能力創造出遊離於文學傳統之外的一段絕唱嗎？對此我一向深表悲觀。對於現實生活的冷漠，對於自己生活的這個時代缺乏熱情，最終必將把中國的文學引向歧路，使我們錯過創造出偉大的流芳百世的作品的良機。我深知我的這些言論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它確實絲毫也改變不了目前中國文學評判體係傾斜的現實。在這篇前言裏留下這種聲音，隻是想為後人留下一些看清今日事實真相的些微證據。我一直認為，將來能代表中國文學創作最高水準的作品，絕大多數應該出在描繪作家同時代生活的作品中。今天，中國在西方世界仍被妖魔化著，描繪正在行進中的中國當下生活的作品，不可能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什麼關注。然而，絕對不能認為客觀、忠實記錄中國當代人心史的作品，都是命定的二三流貨色。三十年後，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得到根本改觀後，外國人想探究中國到底是怎麼變成那種樣子時，他們恐怕是再也不會研讀今天我們為了逢迎他們目前的好奇心，為他們特別打造的作品的。
《時代三部曲》是基於以上的種種現實而創作的第一批作品。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的這個三部曲，與傳統意義上的三部曲存在著重大的區別。它不依靠看得見的聯係形成一個整體，而是依靠它內部統一的精神品格構成一個完整的世界。
《北方城郭》《突出重圍》和《英雄時代》，描繪的生活各不相同，時間和空間上也不存在同步性和同一性，書中的人物也沒有相互交叉的活動。這隻是它表麵上呈現的形態。事實上，它們裏麵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同一個人物，這個人物就是我自己。如前所述，我是與這個時代一同前進的參與者與觀察者，我的個人的觀察和體驗，與時代的本質部分存在著對位關係。在這三部作品中，我的目的是展示正在進行著的這個時代的最主要的特征。我的個人的帶有時間延續性的生活和體驗，是統一的和完整的。我的三十八年的生命，在時間和空間上構成了《時代三部曲》的主要聯係。十六歲前，我一直生活在《北方城郭》所描述的那個空間裏，我作為在這個空間裏生活的人群的一分子，十分熟悉這群人的生活。從十六歲到今天，我仍然和這個空間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因此，我能夠感受到這個空間幾十年來的變化，具備表現這種變化的能力。十六歲後，我到了《英雄時代》和《突出重圍》所描述的空間生活了，並且一待就是二十幾年。在這二十幾年裏，我一直參與了這個空間演進的整個過程，也就取得了表現這個空間的人群生活的資格。可以這麼說：我是通過描述三個不同空間的生活境況，表達我對這個時代的總體認識和評價。《北方城郭》寫這個時代的鬱悶，《突出重圍》寫這個時代的焦慮，《英雄時代》寫這個時代的希冀。鬱悶、焦慮和希冀，正是我對近二十年中國社會三個階段的色澤上的定位。我企圖達到這樣的目的：通過對這三部作品的連續閱讀，可以體察到時代的脈搏是如何跳動的。一加一再加一大於三，是我追求的一種效果。
在這三部作品中，我盡可能全麵地展示了這個時代生活的不同層麵。從社會職業上講，我寫了工農商學兵；從社會階層上看，從社會職業上講，我力求寫出社會不同層麵人的生活。我希望在這三部作品中，用對盡可能豐富的人的生活的描繪，完成對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完整描畫。譬如，這三部作品中寫到的官員，軍隊譜係裏，從列兵到上將，一個官階都不遺漏；地方譜係裏，從村民組長到副總理一級的官員，每個階層都選擇了一個代表。譬如，這三部作品涉及到的生活場景，有雞鳴狗吠的鄉間生活，有睡覺都必須睜開一隻眼的緊張的官場生活，有真槍真刀的戰時生活，有金融大亨揮金如土的商界生活，同時還有監獄罪犯的生活、小偷幫會的生活，甚至於還有下等妓女的生活。作品描述到的出場人物，有四百餘個，分不同的譜係、不同的級別，全麵展示這個時代中國人的生存境況。李金堂、陸承偉、歐陽洪梅、申玉豹、林苟生、顧雙鳳等人物的設置用來展示人性深處最為驚心動魄的風景；史天雄、方英達、朱海鵬、範英明等人物是為闡釋理想、責任和榮譽構成的最為莊嚴的內容。就是一些小人物，譬如三妞、小三等人，也想讓他們呈現出不可替代的特性。為了記錄這個時代欲望的作用，作品中重點寫了男人對權力和金錢的瘋狂追逐，自然也涉及了由於欲望的放飛帶來的腐敗問題。對於情欲，本書也給予了體貼入微的關懷，李金堂和歐陽洪梅、陸承偉和顧雙鳳演繹的複雜故事，和發生在雞公山監獄裏同性戀的故事，毫無疑問都屬於情感的絕響。
《時代三部曲》隻是我的創作計劃的一部分，是我夢想的文學大廈賴以存在的基石。它對於我所生活的時代，隻在空間上勾勒出了一個大致的輪廓，多少有那麼一點跑馬圈地的意味。聊以自慰的是，這塊地圈得還不算小，也還不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蕪之處。再經過十年二十年的努力，我是不是能在這塊基石上建起一座堅實的文學大廈呢？我希望這個夢想能夠成真。
2001.12.11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