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沒有什麼了不起，特務工作本身就是一種花錢而不見得有收獲的工作。至於他們拜老頭子，自己並不知道是參加租界‘突擊隊’，他們被撤職為的是貪津貼，不是為了明確的政治目的，我們在道義上無須負什麼責任。我看對這些人，目前能介紹出去的就介紹出去，一時介紹不出去的，隻好以後慢慢想辦法，將來汪精衛閣下的政府成立，要的是人，我想總可以安插的。李先生要盡的道義責任，不也就盡了嗎？”
這些話一說完，李士群就明白了自己的夢想已經徹底破滅。他暗自恨日本人的無情，灰溜溜地回到“76號”。
李士群把影佐的話轉告給丁默邨、馬嘯天、林之江，並討論善後辦法。丁默邨早已被此事糾纏得心煩，一聽到日本人的指示，馬上就說：“既然不接管租界，‘突擊隊’就無存在價值，津貼停止發放。”李士群等都不同意這個做法，他們認為，日本人可以不管此事，但我們今後還要做些別的事情，如果將這些人一腳踢開，以後還有誰肯替咱們賣命？他們最後商定了幾個步驟：一、凡因參加“突擊隊”而被巡捕房撤職未另安排工作的，津貼照發；二、仍然在巡捕房任職的，應實告其津貼的實際來源，如果想要保住飯碗免遭撤職，就不要再領津貼；三、如敢繼續領取津貼則令其為“76號”做情報工作，將津貼列入特務經費，作經常開支；四、將來情報工作不稱職的，停發津貼。
1942年2月，偽上海市長陳公博與租界工部局總董簽訂了《滬西警權正式協定》，決定設立滬西“特別警察總署”，“76號”專門負責租界工作的潘達出任滬西“特別警察總署署長”，那些因參加租界突擊隊而被巡捕房撤職的遊手好閑之徒，就都被塞進了滬西“特別警察總署”所屬的各“警察署”任職，總算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4． 爭奪租界法院管轄權
解放前的舊上海，是一座半殖民地城市，帝國主義根據“治外法權”享有不上中國法庭的權力。不說別的，即以審理民事和刑事的法院來說，就五光十色，無奇不有。在大革命前，除在南市的由北洋政府設立的上海地方審判廳與上海地方檢查院外，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分別設有會審公廨，以受理租界內中國居住民的案件。所謂“會審”，就是受雇於租界當局的法官（華籍），與各國的駐華領事共同審理，而一切判決，都以領事意見為主，華籍法官隻是坐在審判席尾，以點綴門麵而已。第一次大革命爆發後，名義上國民黨政府收回了租界法權，但實際上不能廢除已有的租界法律程序，除南市原有的地方法院外，在兩租界仍分第一特區（公共租界）地方法院與第二特區（法租界）地方法院，形式上雖然取消領事的會審，而刑事案件的審判處理，仍受製於兩租界當局——巡捕房。兩租界的巡捕房律師代行檢察官之職，從而使兩特區法院的檢察官，形同虛設。偽南京政府為了遷就租界當局，還把這兩個特區法院，遷移到兩個租界內，以照顧“地主”。遷到公共租界的叫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租界的叫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所以在抗戰前的上海，一共有五個法院，兩個是高等法院分院，三個是地方法院。八一三抗戰，上海淪陷之後，國民黨在臨撤退前，又在公共租界添設了一個最高法院上海分庭，在上海形成所謂的“三審製”。
從1938年春開始，日偽政權就同租界當局進行過多次交涉，要求接收租界內的中國法院，歸“維新政府”和後來成立的汪偽政權管轄。當時在國際上，美、英、法國家的政府隻承認重慶國民黨政府，不承認其他漢奸政府，因此拒絕把法院管轄權交給他們。於是，日偽方麵又將爭奪租界法院管轄權的任務，交給“76號”特工承擔。
李士群接到任務，便進行了籌劃。他為了從法院內部打開缺口，派“76號”特務寫了大批恐嚇信，對法院人員進行威脅和利誘。信上說，如果他們自願接受汪偽政權的管轄，就保證他們原職不動，否則就會對他們處以死刑。法院接到恐嚇信，立即向租界通報。為了對抗“76號”的威脅，租界當局不得不加強各法院的武裝戒備和法院人員的安全措施，因而“76號”難於下手。1939年11月，“76號”特工暗殺了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長鬱華後，李士群感到租界裏的法院，非控製在自己手裏不可，否則“76號”特務的活動就不會暢通無阻。於是讓夏仲明出麵組織一個“法院同仁會”，企圖以賄賂的手段拉攏法院人員，參加的人都可以拿津貼。法租界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傾向日本，所以它的界內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人參加了這個“同仁會”，而屬英國管轄的公共租界裏的法官們，無一與會，很使夏仲明難堪。
為了控製公共租界，夏仲明向李士群又獻一計：派第二行動隊大隊長，在浙江路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附近空地上丟手榴彈威脅，結果，該舉成效不大。接著又派人將第一特區的上訴院（即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長徐維震，綁進“76號”。這一舉動也毫無用處，國民黨重慶政府的司法部，馬上就任命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院長郭觀雲升為江蘇第二分院院長。這麼一來，綁架來的徐維震，對“76號”就已經無用，他們既不處決徐，也不放掉他，每日供給他三頓飯，又不允許他四下溜達，使徐維震在“76號”成為非囚也非客的一個寄食者。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製造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公開向美國宣戰，打沉了美軍在夏威夷的一艘航空母艦和停在艦上的一百多架飛機。在中國，駐各地日軍也都立刻占領了各國租界。駐上海的日軍也同時進占上海公共租界。
日本雖然控製了租界行政權，租界當局仍沿用工部局的名義，日軍為使它控製的公共租界法院耳目一新，便叫“76號”把綁去的徐維震放出來，由日方以工部局的名義，聘他為江蘇高等法院第二法院院長，郭觀雲恢複原在地方法院之職。至於所有蔣介石政府委派的高、地兩院的院長、推事、檢察官、書記官等，最終也自我解嘲地接受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麵聘請的法官。這樣，高、地兩院每天還能處理百十來件刑事案子。為使捕房看守所不過於擁擠，各院提出應將司法權移交汪偽政府。這時候，上海人看到這一幕幕醜劇，感歎人心的軟弱可欺，表麵上清正、廉潔的司法人員從此深陷泥坑，不可自拔了。
“青年黨”參加汪偽是通過日本海軍少將須賀的關係，而租界內的憲兵隊屬於陸軍。很久以來，日本的海軍和陸軍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在日本國內也是很令人撓頭的事。李士群馬上利用這種矛盾在武島麵前挑撥是非，結果武島、官田都拒絕李守黑接收公共租界的司法權。時間一拖，“76號”又向日軍提供情報說，公共租界的法官之所以應聘留任，是得到了重慶蔣介石政府的允許，這樣一來，“接收”一事變得緊急起來。於是，由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向汪精衛直接提出，要趙毓鬆撤回李守黑，另由汪精衛親自指派汪曼雲和“最高法院院長”張韜，代表汪偽國民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各法院。汪精衛立即照辦，先通知了趙毓鬆，同時又約見汪和張告以原委，並囑托他們完成此項任務。汪曼雲回部後將汪精衛召見的經過向趙訴說一遍，之後又從部裏帶一批人與張韜前往上海。
汪曼雲等人到上海後，並不急於向日本處聯係，而是在法院內進行活動，拉攏一些法官。被拉攏的主要對象，還是原班人馬，即在最高法院分庭任職的法官，以便湊成一張令日軍滿意的法官名單。
“接收”的那天，天氣陰沉，細雨漾瀠，法院附近由日本憲兵警戒，禁止交通，斷絕行人。在接收儀式上，首先由日本上海特務機關長宮田講話，接著徐維震把院印交給宮田，再由宮田將院印交給趙毓鬆，而後請偽上海市長、大漢奸陳公博講了一通，最後由徐維震站在台下致答詞。“76號”在這場醜劇中，雖未正式登場，可是為了汪曼雲和李士群的關係，在“接收”那天，也派了許多便衣特務，布置在法院內外，一方麵防止重慶特務的破壞，另一方麵也是幫著汪曼雲對趙毓鬆和“青年黨”的一種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