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於陝西宜君轉角鎮宣告成立，全軍隻有1個團，即“紅2團”，次年4月5日，成立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形成以照金和後來的南梁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
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第2團，是陝甘地區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規紅軍，是進行武裝鬥爭、開展土地革命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骨幹力量。1933年5月，劉誌丹奉命隨紅26軍2團南下渭南華縣地區作戰，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幹擾，這支僅組建半年多的弱小紅軍在南下渭華途中遭到失敗。劉誌丹率少數人奮勇突圍，他帶著剩下的10餘人在深山老峪中轉了兩個月，突圍時多數人犧牲，他一個人脫險後也從一個高崖摔下，負了重傷。在幾天無食又無法行走的垂危關頭，幸虧遇到一個失散的戰士，才把他扶下山。劉誌丹在地下黨的照顧下傷剛好，踏上返回陝北的道路。他化裝成貨郎，在挑子的上層放貨，下層放駁殼槍，不僅返回了陝北，還靠那幾支駁殼槍再次打開了局麵。
1933年9月，劉誌丹返回照金蘇區，任陝甘邊紅軍臨時指揮部副總指揮兼參謀長。11月，照金根據地遭到敵人的進攻，根據地工農民主政府和紅軍後方機關所在地薛家寨失守。陝甘邊根據地究竟在哪裏建好?如何進一步發展紅軍力量?應該開辟哪些新的遊擊區等重大問題亟待解決。劉誌丹同誌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並主持召開了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包家寨會議。會上，劉誌丹高瞻遠矚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陳述了組建紅26軍42師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全麵剖析了把南梁地區作為陝甘邊根據地的有利因素和條件；提出了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沿著敵人統治薄弱的橋山一帶廣泛開展遊擊戰爭，並建立幾個根據地的主張。
會後，新組建了紅26軍第42師，使得革命武裝又有了新的發展。劉誌丹任42師參謀長，不久任師長。紅26軍42師成立後，和各路遊擊隊配合作戰，北上合水、慶陽，與陝甘邊遊擊隊、關中遊擊隊、陝北遊擊隊第1支隊互相配合，開展遊擊戰爭，不到一年時間即解放了陝甘邊10多個縣的廣大農村，拔掉敵人據點近百個，摧毀了敵人的保甲製度，成立了陝甘邊工農民主政府，使以南梁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得以建立。隨著根據地的鞏固擴大，紅軍和遊擊隊也有很大發展。
隨後，劉誌丹指揮紅26軍先後解放了延長、延川、保安、靖邊、安塞，使陝北、陝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正是這塊根據地的創建和鞏固，才為中央紅軍立足陝北並領導全國軍民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
為了使南梁根據地更加鞏固，劉誌丹十分重視根據地的經濟建設。由於當地集市很少，農村經濟十分蕭條，南梁根據地建立後，劉誌丹在荔園堡建立了集市，組織秧歌隊、社火班子、皮影戲劇團在街頭演出，擴大影響，集市貿易逐步熱鬧起來，牛羊騾馬，山貨農具，日用百貨，樣樣齊全，吸引了周圍幾個縣的客商。集市上人來客往，熙熙攘攘，根據地的經濟也逐步繁榮起來。
當照金根據地一度淪陷、缺乏回旋餘地，紅軍陷入困境時，劉誌丹便依據敵情、我情、地形等條件提出創建南梁根據地的設想，同時建立三個遊擊區，形成幾個相互依托、相互支援的戰略支撐點，使陝甘邊根據地建設出現新局麵。劉誌丹“狡兔三窟”的高明之舉，曾經受到毛澤東的讚賞。毛澤東高度評價說：“劉誌丹創建的陝甘邊根據地，用‘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出局麵，這很高明。”正是由於劉誌丹因地製宜、堅持不懈地領導創建根據地，使陝甘邊根據地不斷發展，後經過艱苦努力，與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最終建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唯一僅存的一塊西北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與北上抗日的出發點。
避強擊弱，是劉誌丹靈活用兵的重要指導思想。1934年2月，陝甘地區國民黨軍隊對南梁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大規模“圍剿”，劉誌丹分析認為，敵人來勢洶洶，規模空前，大有踏平根據地之勢，但敵人驕狂冒進，協同混亂，於是部署遊擊隊、赤衛隊在內線牽製打擊敵人，親率主力紅軍和地方部隊利用熟悉地形的優勢，乘隙跳出敵人包圍圈，轉到外線作戰。
劉誌丹在進行戰鬥動員時說：“打仗一定要靈活，不要硬打。能消滅敵人就打，打不過就不打。遊擊隊要善於隱蔽，平常是農民，一集合就是遊擊隊，打仗是兵，不打仗是農民，讓敵人吃不透。”劉誌丹善於捕捉戰機，出敵不意，攻敵不備，以劣勝優，敢於采取敵進我進的方針，深入敵後，發動進攻，打破敵軍的“圍剿”。劉誌丹率領的西北紅軍，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仗越打越精明，戰績越來越輝煌。
在慕家塬戰鬥中，針對敵人修堡築壘，步步為營和“移民並村”的方針，劉誌丹利用夜暗首先奇襲了附近群眾基礎好的郭家溝，靜悄悄地將慕家塬之敵團團包圍，敵人未能發覺。次日拂曉，劉誌丹指揮部隊采取“猛虎掏心”和“圍堡打援”戰術，以少數部隊強攻敵人，吸引敵之援兵，結果宋家川趕來的一個營敵人被紅軍擊潰一大半。然後紅軍回師慕家塬，劉誌丹親自組織火力，準備雲梯，夜間發起攻擊，逃跑的敵人順著紅軍預料中的通往宋家川的一條路逃竄，被赤衛隊全部消滅。
4月在進行的西華池一仗中，殲敵一個團部及兩個整營共700餘人，創造了步騎協同作戰的範例。
經大小戰鬥30餘次，殲敵3000餘人。挫敗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邊蘇區的第一次“圍剿”，建立了陝甘邊工農民主政府和14個遊擊支(中)隊，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革命根據地。
1935年初，國民黨軍集中4萬兵力對陝北和陝甘邊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大規模“圍剿”。如何粉碎敵人的大“圍剿”，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劉誌丹注重在戰略指導上把握全局，運籌帷幄，正確決策。他立足戰略全局，縝密地分析了敵情，他認為，突出冒進到陝北的高桂滋部對陝北人生地不熟，且與陝北的軍閥井嶽秀矛盾很深，這為我軍利用矛盾、各個擊破創造了條件。於是決定集中兵力，首先打擊剛剛進入陝北的高桂滋部第84師。他還認為，高部是“圍剿”陝北根據地的主力，但不善於山地作戰，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進攻，對於鞏固和發展陝北根據地，乘勝打通與陝甘邊根據地的聯係，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於是，劉誌丹為西北軍委起草了反“圍剿”的動員令，製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作戰方針，命令紅26軍第42師主力北上陝北，同紅27軍第84師主力協同作戰，留下紅26軍42師一部就地堅持遊擊戰，騎兵團相機向外線出擊，地方遊擊隊和赤衛軍深入敵後開展遊擊活動，牽製和打擊敵人，形成了主力紅軍與遊擊隊相結合、遊擊隊與群眾武裝相結合，主攻方向與牽製方向相配合，外線作戰與內線作戰相配合的陣勢，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強大威力。
為加強作戰指揮，成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前敵總指揮部，劉誌丹任總指揮，以加強對紅26軍、27軍的統一領導和指揮。劉誌丹審時度勢，及時捕捉戰機，實施靈活指揮，巧妙地打擊敵人，紅26軍、紅27軍主力在陝北遊擊隊配合下，以圍點打援，出敵不意，各個擊破等戰法，經兩個多月機動作戰，攻克延長、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邊6座縣城，殲敵大量有生力量，由於戰略決策正確、部署和指揮得當，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
挫敗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邊蘇區的第二次“圍剿”之後，紅軍和遊擊隊逐步壯大，陝甘紅軍發展到5000餘人，占領了6座縣城，在20餘縣建立起工農民主政權，使根據地擴大到東臨黃河，西接環縣，南至淳化、耀縣，北接長城的廣大地區，把陝北、陝甘邊兩塊蘇區連成一片，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紅軍長征之後的落腳點。
此時，南方蘇區已相繼失敗，各主力紅軍被迫長征，陝甘蘇區雖然人口不多且十分貧瘠，卻成為全國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由於保存下這塊革命的落腳點，紅25軍和紅一、二、四方麵軍都長征到達這裏，黨中央也最終把大本營放在陝北。
1935年7月，蔣介石親自部署陝、甘、寧、青等省的部隊對進入陝北的紅軍實行分割“圍剿”，糾集反革命軍隊共10萬餘人，對陝北根據地進行了第三次“圍剿”。
劉誌丹認為，處於防禦地位的弱小紅軍，要打破強大之敵的“圍剿”，必須抓住關節點，不能蠻幹亂打，必須周密部署，有取勝的把握。他周密地分析了敵情，決定首先集中兵力，打擊西渡黃河不久、態勢孤立、立足未穩的閻錫山晉綏軍。他認為，打退晉綏軍的進攻，對於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具有關鍵意義。在戰役戰鬥指揮上，劉誌丹靈活機動，戰法獨特。1935年8月20日，他率部在綏德、吳堡地區向敵軍發起突然進攻，在定仙墕一仗就殲敵一個團，迫使入陝之敵退回山西。
9月中旬，紅26軍、27軍同紅25軍會師後，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15軍團，劉誌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紅15軍團下轄第75師（原紅25軍）、第78師（原紅26軍）和第81師（原紅27軍）。全軍團共7000餘人，18日，在延川縣永坪鎮召開了慶祝兩軍會師和紅15軍團成立大會。
此時，國民黨東北軍第67軍由中部(今黃陵)向北進犯，軍部率第107師進駐洛川，其第619團1個營進占羊泉；第110師、第129師(欠685團)沿洛川至延安公路推進至延安；第685團駐甘泉，維護南北交通。
被稱為西北“活地圖”的劉誌丹，協助軍團長徐海東研究部署伏擊殲敵方案。為了打破敵軍的進攻，紅15軍團決定采取集中兵力，圍點打援的戰法，殲擊孤軍冒進之敵。因對當地地形十分熟悉，劉誌丹提出了有利於部隊隱蔽和殲敵的勞山作為伏擊區，並精心部署紅軍擺下口袋陣。
勞山南距甘泉15公裏，北距延安30公裏，東西群山矗立，地勢險要，為延安至甘泉必經之地，是理想的設伏地域。9月28日，紅15軍團以第81師第243團圍攻甘泉縣城，吸引延安之敵增援，主力進至甘泉以北之大、小勞山隱蔽集結，準備殲滅由延安增援甘泉的敵人。
10月1日，敵第110師由延安沿公路南下，增援甘泉，途中留第630團於四十裏鋪以為策應，師長何立中率第628、第629團沿公路兩側向南搜索前進。當日14時，其先頭部隊進至紅15軍團設伏地區，紅81師第241團突然向敵開火，堵住敵前進道路。同時，位於陽台(勞山北3公裏)之紅78師騎兵團，適時出擊，斷敵退路；紅75師和紅78師主力從公路兩側山地向敵行軍縱隊發起猛烈衝擊，將敵分割在榆樹溝口和小勞山地區，經過5個多小時的激戰，全殲該敵。這次戰鬥，共斃傷敵師長何立中、師參謀長範馭州、團長楊德新以下1000餘人；俘敵團長裴煥彩以下3700餘人，繳獲長短槍3000餘支，輕重機槍180餘挺，炮12門，戰馬300餘匹和電台1部。勞山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敵人對陝甘寧邊區的第三次大規模“圍剿”。為中央主力紅軍會師陝北打下了堅實基礎。
勞山戰役後，瓦窯堡守敵84師所部連夜棄城逃往綏德，5日，陝北根據地首府遷駐瓦窯堡。敵“西北剿總”一麵急調大軍阻擊，一麵電令在陝北“聚殲”劉誌丹，“不準予毛、周靠攏”，但為時已晚。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省迭部縣俄界（今高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將紅一方麵軍主力和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確定今後的行動方針是，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開展遊擊戰爭，以便得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幫助，休養兵力，擴大隊伍，創建根據地，發展革命鬥爭。
俄界會議後，毛澤東率領部隊又揮師北上了，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裏，紅軍先頭部隊到達了哈達鋪。到目前為止，毛澤東已經率領紅軍戰士們走過了兩萬四千裏的路程。下一步要去哪？他仍沒有一個明確的想法。他隻知道要北上，去甘肅、去陝西，甚至去寧夏，要去打日本鬼子。但這些都隻是一個籠統的方向，不是確定的目的地。長征以來，經常出現這種情況，毛澤東自己隻大略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體的目標，此時也是如此。
毛澤東一生酷愛看書讀報，這個好習慣最終幫助他解決了長征的落腳點問題。
9月19日，毛澤東終於從聶榮臻送來的一張8月份的報紙——《晉陽日報》中讀到了下麵的信息：
“陝北劉誌丹赤匪部已占6座縣城，擁有正規紅軍5萬餘人，遊擊隊、赤衛軍和少先隊員共20餘萬人，窺視晉西北，隨時有東渡黃河的危險性。”
此時，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的紅25軍由鄂豫陝到達陝北，與26、27軍在延川永坪鎮實現了會師。隨即，三軍聯合組成了紅15軍團，就在此時，長征中的中共中央獲知了劉誌丹紅軍存在的消息。
當然，陝北紅軍的實力是被閻錫山故意放大了的。閻錫山放大陝北紅軍的力量自有他的苦衷。由於汪、蔣不和，8月8日，汪精衛向蔣介石提出了辭去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職務的辭呈。蔣介石有意調虎離山，讓閻錫山當行政院長，而閻這個土皇帝自然不願離開山西，於是，在報紙上虛誇陝北紅軍實力，意在說明他不能離開山西的理由，否則山西便有陷入劉誌丹之手的危險。事實上，此時的陝北根據地和劉誌丹正被肅反搞得岌岌可危……
但陝北還有紅軍，陝北還有蘇區，陝北還有劉誌丹在活動，這可是真的。
終於，毛澤東的北上計劃有了一個具體的目的地。
9月22日，毛澤東集合紅1、3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團以上幹部，在一座關帝廟裏開會。這是長征以來氣氛最熱烈、最輕鬆的一次會議。
毛澤東的講話熱情洋溢：“我們走了兩萬多裏路，戰勝了無數艱難困苦，今天終於能夠坐到這裏安安逸逸地開會了。這本身就是個偉大的勝利，目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我們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裏有劉誌丹的紅軍。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
最後，毛澤東揮舞著拳頭，鼓動道：“同誌們，勝利前進吧，到陝北隻有700裏了，那裏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我們抗日前進陣地!”
台下掌聲雷動，冒險北上的紅軍柳暗花明了！
終於，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了。原中央紅軍的1、3軍團合編，稱紅1軍團。1軍團和15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麵軍。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隨後，全軍在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下，統一行動，統一作戰。
兩部分紅軍合編後，陝北紅軍實有兵力約為1．6萬至1．9萬人。其中紅1軍團約5000至6000人，15軍團約7000至8000人，加上陝北地方部隊和獨立部隊4000至5000人。
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的會師，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大恐慌，哀歎道：“我六載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
劉誌丹長期在軍閥部隊中開展兵運，在民團和土匪的夾縫中創建根據地又需要利用矛盾，難免要經常同各色人物打交道。某些極“左”的人便一再攻擊他“右傾”，甚至聽信誣告，認為他“同國民黨部隊有秘密勾結”。
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受到了紅15軍團領導和蘇區人民的熱烈歡迎，然而，在歡迎的人群裏，毛澤東卻找不到劉誌丹其人。
原來，劉誌丹和陝北根據地的其他創始人此時全在獄中。
1935年秋，紅25軍到陝北後，主管肅反的保衛局長下命令給15軍團部其他人，讓他們把劉誌丹逮捕後押送瓦窯堡。送信的通訊員不認識劉誌丹，恰好把命令送到他本人手裏。此時，陝北紅軍、地方遊擊隊以及當地群眾對劉誌丹都非常愛戴，他本人卻為避免引發紅軍內部衝突，毅然對那個通訊員講：“你把信送到軍團部，我自己去瓦窯堡了。”
劉誌丹主動來到瓦窯堡後，極“左”的保衛局長竟稱他“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使黨對其信任”，仍把他和一批陝北幹部關押起來。“左”傾路線給劉誌丹及廣大幹部扣上“反黨”、“反革命”、“叛黨”等大帽子，對他進行殘酷鬥爭，肆意囚禁。劉誌丹備受折磨，但他始終堅持原則。
毛澤東率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得知當地正進行錯誤的“肅反”，馬上下令“刀下留人”。在聽取當地群眾和邊區幹部的彙報後，有著豐富政治經驗的毛澤東敏感地意識到，陝北蘇區現在正在上演早在中央蘇區曾經出現過的“肅反”悲劇。
從群眾對此事的義憤填膺和對劉誌丹表現出來的高度熱愛和評價之中，毛澤東清楚地認識到，劉誌丹案件的處理，實質上是黨中央來到陝北後的第一項重大事情，處理好了，就能贏得民心。贏得了民心，中共中央就能在陝北群眾中安身立命。
問題就這麼簡單，也就這麼嚴重。
“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這是黨中央初來乍到，給西北代表團、陝甘晉省委下達的第一個指令。21個字，字字千金。為給糾正“左”傾錯誤提供了組織保證，10月24日，中央在下寺灣召開工作會議，作出了四項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