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為害民的，是各級貪官汙吏的敲詐勒索。由於貪酷成風，致使“民有三金而不能納賦之一金”彭孫貽：《平寇誌》卷一。。各級官吏刮取民脂民膏的手段有：火耗之侵剋、濫詞之罰贖、代折之打劫、佐領之橫噬、庫藏之侵漁、征解之扣除、僉派之騷擾、代文之借取、加派之積欠、雜稅之保奸、防查之嚇詐、盤查之罪名，等等，“凡此之弊，總竭民膏血”談遷：《國榷》卷八十九。。甚至，在明代末期，“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為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矣。”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明鄉官虐民之害》。
(四)除以上種種之外，明末還向全國各地派出無數礦監、稅吏，他們“隻知財利之多寡，不問黎元之死生”，《明神宗實錄》卷三四九。其橫征暴斂之酷虐，難以盡書。
總之，在明王朝封建統治階級的種種壓迫剝削之下，廣大農民的生活已經走投無路，僅是田賦一項，就足以使人傾家蕩產。顧炎武說：“愚曆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顧炎武：《日知錄》卷十《蘇鬆二府田賦之重》。逃亡之後，雖然暫時避免了眼前的賦役，但家中留下之人和相鄰窮苦人家就更苦，必須“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明史·呂坤傳》。，於是造成更多的逃亡。逃來逃去，他們就隻能同統治階級進行積極的正麵鬥爭，砸碎自己身上的枷鎖，否則就沒有繼續生存的道路。正如崇禎初年馬懋才所說：“國初每十戶編為一甲，十甲編為一裏。今之裏甲寥落，戶口蕭條，已不複如其初矣……如一戶止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而賠一戶之錢糧；一甲止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裏一縣，無不皆然。然則在見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飄流異地，棲泊無依。恒產既無，懷資易盡，夢斷鄉關之路，魂消溝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為盜乎!”《續修陝西省通誌》卷八十六《備陳災變疏》。所以，在明代末期，各地小規模農民起義一直是此伏彼起，不斷發生。
然而，上述種種剝削手段，還不足以滿足統治階級的巨大耗費，於是在明末又有更為驚人的掠奪，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以“三餉”為中心的加派，這是促使明末農民大起義猛烈爆發和迅速發展的直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本來，明朝統治階級曆年來用各種手段搜刮了大量金銀，卻鎖在倉庫之中，封存未動。後來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下北京時，發現內庫中連萬曆八年(1580)的庫銀都未動用，“銀尚存三千餘萬兩，金一百五十萬兩”趙士錦：《甲申紀事》。。不隻明廷如此，各地藩王都是如此。後來被張獻忠農民起義軍殺掉的襄王朱翊銘、楚王朱華奎、蜀王朱至澍等都在藩庫中聚藏了上百萬兩白銀而不曾動用。在殺掉楚王之後，“獻忠見其庫中金百萬，笑曰：‘有如此資財而不設守，朱胡子真庸兒。’”吳偉業：《綏寇紀略》卷十。由於帝王、藩王和大小官吏一個個都愛錢如命，若有超過常年的支出，都不願動用庫銀，這就是《明史·食貨誌》所說的“時內帑充積，帝不肯發”。於是就搞加派，即在正式賦稅之外再加派賦稅。加派從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就已開始，但數目不大，對社會影響亦不大。後來，因遼東戰事緊急，遂在萬曆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1618—1620)三年中連續三增田賦，共計每畝增銀九厘，全國每年增賦五百二十餘萬兩。崇禎三年(1630)又畝加三厘，全國增賦一百六十五萬兩。這就是所謂“遼餉”，專門用作遼東戰費。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後，為了解決鎮壓農民大起義的軍費，崇禎十年(1637)又在全國加征“剿餉”，共二百八十萬兩。原定隻征一年，但遠不敷支出，於是崇禎十二年(1639)再次在全國加征“練餉”，年額達七百三十萬兩。“三餉”的加派先後共增一千六百七十萬兩之多，為常年田賦之一倍。《明史·楊嗣昌傳》；《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六《明末遼餉剿餉練餉》。按：“三餉”數額各種記載不很準確，但與實際數字差距不會很大。除“三餉”之外，還有鹽課、關稅、助餉、雜項等名目的加派和地方、軍隊的種種私派，更是難以統計。加派是明王朝對人民的空前大掠奪，也是明王朝迅速覆滅的重要原因。時人孫承澤寫道：“餘於崇禎十四年巡視舊冊……舊餉數額統而計之，不過四百九十六萬八千五十六兩一錢四分五厘，合天下商民共為承辦，猶未見其困也。至一加遼餉，遂有九百一十三萬四千八百八十餘兩之多。再加練餉，遂有七百三十四萬八千八百餘兩之多。視原餉舊額，不啻三四倍之矣。而所謂剿餉不與焉，軍前之私派不與焉。猶此人民，猶此田土，餉加而田自荒，征急而民日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三十五。當時就有不少人看到了這種“官逼民反”的可怕前景，如夏允彝就說：“嗟乎，寇之發難，以何時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夏允彝：《幸存錄》卷上。在明王朝北京政權被農民軍推翻的前兩年，崇禎帝妄圖挽救其垂危的命運，下詔取消了練餉。但已是絕望之舉，徒具空文。而明王朝完全取消加派，則已到了崇禎帝上吊自殺之前八天，即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一。此時，農民軍的刀槍已經叩擊著北京的城門了。
三、陝北高原燃起了大起義的烈火
明末的社會一天比一天黑暗，人民的苦難一天比一天深重，階級矛盾必然一天比一天尖銳。明王朝的腐朽統治已經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破壞生產力的毒菌，已經到了非以革命暴力衝決羅網不可的地步了。作為封建社會中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農民大起義爆發的條件已經成熟了。作為明末農民大起義發源地的陝北高原，則更有其本身的特點，是當時全國階級矛盾最尖銳的地區。
陝北高原本來自然條件就很差，天氣寒冷，耕作期短，“春當種而凍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土質又極為貧瘠，“砂磧不生五穀”，缺少灌溉，最怕旱災，農業生產水平很低，是著名的“不毛之區”。農業生產“數年一次，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續通典》卷三《食貨》。。就是“豐年”，產量也是“畝不滿鬥”。由於農業生產水平低下，手工業也不發展，雖然出產皮毛和棉花，卻不善紡織。“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顧炎武：《日知錄》卷十《紡織之利》。日用手工業品多靠外地供應，而本地出產的皮毛、棉花卻又低價賣往他鄉，商人獲得厚利，農民卻多受盤剝。可是，盡管經濟落後，出產甚微，而所受剝削卻並不見輕。天啟(1621—1627)年間，陝西地方的統治者如三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撫喬應甲、延綏巡撫朱童蒙等都是魏忠賢的走卒，壓榨人民極為苛虐。除了一般的剝削之外，還大力搜刮錢財給魏忠賢建造生祠，每祠耗銀數十萬兩。更為重要的是，明末各次加派都是按畝計征的，這就大大苦了陝北農民。因為其他自然條件較好地區多種水田，每畝可收糧食二石，一個男子最多不過種田十畝。可是西北地區種旱地，廣種薄收，一個男子要種地三十畝，方能勉強生活。原來的田賦早已無力負擔，如今按畝加派，隻能將陝北農民逼上梁山，別無他路。
由於生產水平低下，陝北農民常常不能依靠農耕度日，不少人投入軍隊去吃軍糧，或到驛站當名驛卒，以謀衣食。可是到了明末，連士兵和驛卒也無法生存下去了。
陝西是明代的西北邊防重地，駐有大量軍隊，僅陝西境內的延綏、固原、甘肅、寧夏等四鎮的邊兵就有三十七萬餘人。這些兵士雖是政府的“官軍”，卻不能從官府得到溫飽。自從明中葉以來，軍屯和商屯皆被破壞，屯田被霸為私產之後，軍隊一直是靠餉銀過活的。然而，銀價逐年貶值，能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少。明中葉一兩銀可買米四石，到萬曆(1573—1620)時就隻能買到五鬥，到崇禎時甚至隻能買到幾升米。參見秦佩珩：《明代經濟史述論初稿·明代物價輯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可是，就連這一點可憐的餉銀也不能發給士兵。上麵我們曾經談道，明代的統治者雖然以種種名義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但舍不得動用，“陛下內廷，積金如山”，“陳陳相因，扃而不發”《甲申紀享》。。就在陝西的首府西安，當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1644)率農民軍打開其府庫時，仍積存白銀不下千百萬兩之巨。談遷：《國榷》卷一○○。可是明朝的各級官吏卻經常拖欠士兵的餉銀。偶爾發放一點，也被軍官們貪汙克扣，很難到達士兵手中。從萬曆三十八年(1610)起，幾乎年年拖欠軍餉。天啟(1621—1627)年間，經常一文不發。到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時的崇禎二年(1629)，延綏、寧夏、固原三鎮士兵已有三十六個月沒有領到分文餉銀。《明季北略》卷五。這些明政府的邊防鎮兵隻能靠賣兒鬻女，質盔當甲，維持生活。曾經任過明軍的總督、總理和兵部尚書的盧象升到邊境檢閱軍隊，見此慘狀後曾上疏說：“迄今逋餉愈多，饑寒逼體。向之挪錢借債，勉製弓矢刀槍者，依然典且賣矣。多兵羅列武場，金風如箭，餒而病、僵而仆者且紛紛見告矣。每點一兵，有單衣者，有無褲者，有少鞋者，臣見之不覺潸然淚下。”《盧忠肅公奏議》卷八。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穿上軍裝的農民同普通農民一樣，為了繼續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起而鬥爭。先是逃亡，繼而叛變，最後，還是加入了農民起義軍，成為農民軍中一支重要力量。後來農民軍中很多領袖，包括李自成和張獻忠，都曾經當過邊兵。
陝西又是明中央通往西北、西南各地的交通要道，設有大量驛站，不少窮苦農民去充當驛卒，“馬不歇蹄，人不歇肩”地為官府轉送物資，傳遞公文。雖然艱苦，但還可以勉強糊口。可是到了崇禎二年(1629)，明王朝為了節省開支，大量裁減驛遞。於是，向來賴驛遞為生的驛卒立刻陷入困境，無以謀生。正如計六奇所記；“秦晉土瘠，無田可耕。其民饒膂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所得食。”《明季北略》卷五。這樣一大批走投無路的失業者，仍然隻有參加到農民大起義的洪流中去。否則，別無他路可尋。
從上麵的敘述可以看出，明末的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而陝北地區的各種矛盾又特別突出。長期以來，大量的失去土地和暫時還保有一點薄地的農民，一直在饑餓線上掙紮，四處流亡，轉死溝壑，成為遍布各地的流民。大量的逃兵和失業的驛卒又加強了他們的隊伍。這是一大堆澆了油的幹柴，隻要一有火星，就會燃成燎原的烈火，將腐朽的明王朝燒成灰燼。
點燃這一場燎原大火的導火線，就是當時陝北的大災荒。
由於明末政治腐敗，統治者隻知搜刮，不恤民苦，本來就不多的水利工程長久失修。貧苦的農民連生命都難以維持，當然更沒有抵禦天災的能力，因而明末各種災荒特別流行。據《明史·五行誌》的記載，從萬曆到崇禎的七十年中，雨、雪、霜、雹成災者約五十次，蝗災十八次，瘟疫五次，水、潦災六十三次，旱災二十二次，有二十五年造成大饑荒。在災荒年中，窮苦人民食草木、雁糞，種種慘狀橫生，難以盡書。陝北高原遍布黃土，缺乏灌溉，最怕旱災。可是在萬曆(1573—1620)和天啟(1621—1627)年間卻經常大旱。崇禎元年至三年(1628—1630)連續大旱三年，是近三百年來罕見的大旱災。崇禎元年四至七月未落滴雨，禾苗幹枯盡死，人民多采蓬蒿為食。崇禎二年，繼續大旱。四月間，馬懋才上疏明廷，記述了他自己在陝北目睹之慘狀：“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綏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麵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裏之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明季北略》卷五。這是一段描述大起義爆發時陝北人民生活慘狀的怵目驚心的文字。1960年，陝西華縣發現了一塊崇禎十六年(1643)立的《感時傷悲記》石碑，記載了明末“蝗旱交加……死於道路者不計其數。萬狀疾楚，細陳不盡”的“大劫”之狀(石碑現存陝西省博物館)，與馬懋才的記述完全可以印證。
可是，更令人難以想象的是，人民生活已經惡化到如此山窮水盡的地步，而明王朝的官吏竟然繼續逼迫人民繳納賦稅。“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明史·呂坤傳》。封建統治的苛虐和大自然的災害相互交織而又相互促進，“貪婪助旱魃之虐，繁苛鼓馮夷之波。”談遷：《國榷》卷九十七。在這種情況下，的確是“官逼民反”，廣大窮苦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中國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勢力的統治的，他們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達到推翻和改造這種統治的目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93頁。現在，廣大受壓迫的窮苦人民絕不會坐以待斃，他們堅決舉起了革命的旗幟，轟轟烈烈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終於在陝北高原如火如荼、迅猛異常地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