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農民軍和明軍雙方情況都有了新的變化。與張獻忠南陽兵敗的同時，農民軍另一支重要力量李自成也在川北梓潼中了埋伏，大敗，力量減少很多。這就間接加重了明軍對張獻忠的壓力。也就在這同時，原來與張獻忠長期聯合行動的農民軍重要首領之一劉國能(闖塌天)可恥地投降明軍，表示“願悉其眾上幕府軍簿，身入麾下盡死力”。這個“諸生”出身的農民軍叛徒的投降，不但大大削弱了以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軍集團的實力，而且，更因為劉國能洞悉農民軍內部的各種情況和行動規律，這就給張獻忠的下一步行動帶來極大的不便。加之幾次戰鬥的失利，損失不小，所以此時的張獻忠處在相當困難的局麵之中。
當時的明軍統帥是去年上任的六省軍務總理熊文燦，這是一個被評為“鄙庸無能”的老官僚，一貫貪財如命。作戰時，隻要送他錢財，他就可以退兵。過去他曾擔任過福建巡撫、兩廣總督等職，曾用“安撫”的辦法平息過一些“海盜”，所以對“撫”的策略頗為自信。他在到襄陽接任軍務總理的途中，曾上廬山找空隱和尚商量對策，結果認為明軍實力不可能戰勝農民軍，所以仍然決定以招撫為上策來對付農民軍。雖然明朝兵部尚書楊嗣昌製訂了“四正六隅十麵網”的大包圍計劃，但熊文燦不願執行，在取得了一些小勝利之後，更認為招撫的時機到了，“決計招降”。通過一打一拉的手段，本年春，劉國能、馬士秀、杜應金等人先後投降熊文燦。
在這種情況下，張獻忠經過一段時間的反複考慮，鑒於當時部隊損失較大，供應不足，需要一段時期休整，便決定“假借招安名色”，偽降熊文燦，為以後的更大發展創造條件(張獻忠在當時如何作出偽降的決定，史籍失載。他後來在四川時，曾對部將說：“咱雖然在穀城招安，不過假借招安名色……咱眼裏何曾有他那督師來。”事見佚名《蜀記》)。但是，張獻忠是當時農民軍“楚豫十五家”之首，是明軍攻擊的主要對象。為了既要取得明朝統治者對自己偽降的信任，又必須完全保持自己偽降後的行動自由，達到預期的休整部隊、謀圖再舉的目的，這就必須有一套巧妙的辦法。於是張獻忠利用了明朝軍隊“武將怕死又愛錢”“無官不貪”的特點，進行了一係列活動。首先，張獻忠利用過去和明軍總兵陳洪範相識的舊關係，以大量錢財賄賂陳洪範。再通過陳洪範以“碧玉長尺餘者二、徑寸珠二”和“萬金、蹄千、珠琲盈鬥、他瑰貨累萬萬”的巨額重賂熊文燦。熊文燦見財心喜，便一口應允，願承擔責任，招降張獻忠。與此同時，張獻忠命部將薛某，通過其叔父、當時的明內閣首輔薛國觀的關係，遍賂明中央官吏，結果，“自國觀以下多私受之，不複知獻忠為賊矣。”這樣，朝內有內閣首輔，朝外有軍務總理，都接受了重賂，而且都還想接受更多的賄賂，對張獻忠的行動就不得不給予方便，當然更不會對他有何不利的舉動。正如張獻忠所說：“有文燦主於外，國觀主於內，吾之就撫也，可以萬全。”《綏寇紀略》卷十。崇禎十一年(1638)四月，張獻忠宣布“降”明，駐於穀城。
張獻忠偽降之後，表麵上，“跪拜有禮節”，但實際上卻“驕不奉法，屢檄從征不應”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不放兵、不應調、不入見製府”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一。，絕不離開穀城一步。他在穀城進行了一係列積極的活動，恢複實力，準備再舉。首先，他向熊文燦“要挾無厭”，要求發給十萬人的軍餉。熊文燦拿不出，但也不得不拿出二萬人六個月的餉銀交與張獻忠。張獻忠又在本地征糧，在穀城城下的漢水渡口征稅，補充自己的軍需。第二，利用當時天災嚴重、饑民雲集的機會擴大軍隊，並爭取一些支持農民軍的知識分子如潘獨鼇、徐以顯和王秉真等人參加農民軍，參讚軍務。甚至，被熊文燦派來“監軍”的張大經也在張獻忠的影響和爭取之下，從“監軍”而參軍，成為農民軍的一員。第三，認真訓練隊伍。張獻忠經常同潘獨鼇等人研究孫、吳兵法和曆史上的軍事故事，並製造三眼槍、狼牙棒等兵器，操練埋伏、連弩、團營、方陣、左右營諸法。張獻忠本人也帶頭認真訓練軍事技術。據《明季北略》卷十五之載，當時獻忠“營於城外，將幾案疊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環不已，如教猱升木，無一息停。雖天性多動，亦借以自練，並以練士卒耳”。這樣，通過種種措施，張獻忠農民軍的力量逐漸恢複、壯大起來了。
張獻忠是偽降，不是真降，這在當時是被明軍方麵不少人看出了的。河北省博物館藏附有範景文批語的《楊鴻揭帖》是一件很重要的材料，最近已刊載於《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四期。從這件揭帖可知，張獻忠偽降之後兩個多月，明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楊鴻就得到情報。“流賊八大王於湖廣襄陽、棗陽等地方，與小民平買平賣，每日置造戰船，已積至百有餘號，及打造極精軍器”，楊鴻據此分析說：“據此看得賊魁八大王即張獻忠既稱實心乞撫，便合賣刀買牛，賣劍買犢；即或隨營效用，亦宜卷甲韜戈，靜聽調遣。乃據陸而複問水，買馬而複造船，未奉督撫等衙門明文，公然連檣千艘，稱戈比矛，此其逆謀叵測，不時狂逞，已大彰明較著矣。”因而楊鴻建議當時擔任南京兵部尚書的範景文“預弭不測，早杜狡謀”。範景文也認為“據揭情形，真屬叵測”，要求各地“俱要節節布置，有備無患，以伐狡謀”。可是並未得到熊文燦的響應。這以後，隨著張獻忠更大規模地準備再起，更多的明軍將領和地方官吏如左良玉、林銘球、餘應桂等人，都已發現張獻忠純屬偽降，明鄖陽巡撫戴東旻向明廷上疏稱：“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難以久處，不過謀分居民東作，飽食休甲，以伺吾釁。”《綏寇紀略》卷六。他們呼籲向張獻忠進攻，或設法謀害張獻忠性命。但是，熊文燦一則害怕承擔錯撫的罪名，拒不承認獻忠是偽降；二則畏懼獻忠的軍威，不敢發兵進攻；三則，也是最重要的，是想得到張獻忠更多的賄賂，所以多方袒護張獻忠，以“殺降不祥”等言辭為借口，阻擋了來自各方麵要求進攻張獻忠的建議，甚至故意將有關消息透露給張獻忠，使張便於應付各方麵的懷疑。這樣，張獻忠的行動就更加大膽和方便了。
張獻忠偽降之後，原“楚豫十五家”農民軍各部大多采取一致步調，羅汝才、馬進忠(混十萬)、一丈青、惠登相(過天星)等亦相繼偽降熊文燦。他們都效法張獻忠，不受明軍編製，更不受其調遣。一麵練兵，一麵耕種，“帶刀以耘”，“不肯釋甲”，保持了自己的行動自由。羅汝才、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等四營駐在鄖陽(今鄖縣)，惠登相、王國寧、常德安、楊友賢、王光恩等五營駐在均州(今均縣西)，同穀城的張獻忠連成一片，互為聲援。
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夏天，經過一年來的休整，張獻忠實力大大增強。本年春，河南大饑，江北旱蝗，到處都是反抗明王朝的饑民，這正是向明軍展開新進攻的好機會，張獻忠遂在暗中進行積極的準備。當時，穀城駐有一支雲南騎兵，善用鳥槍，戰鬥力頗強。張獻忠表麵上與其將領龍在田周旋，暗中進行離間，使熊文燦調走了這支滇軍，給自己的活動大開方便之門。同時，張獻忠又聯絡羅汝才等各部，計劃一時共舉。可是，張獻忠這些活動又被左良玉所發覺，左良玉準備組織力量立即向張獻忠發動攻擊。而已被張獻忠掌握的熊文燦卻故意將此事張揚出去，以便張獻忠設法應付。同時，又大宴小宴地招待左良玉，勸左不忙進兵。張獻忠得信後，抓緊時機進行了最後的準備工作。當熊文燦得到了張獻忠聯絡各部農民軍再起的確實消息而不得不讓左良玉進兵時，張獻忠已經部署就緒，對來犯的明軍嚴陣以待了。《烈皇小識》卷六；《明史·熊文燦傳》。
關於張獻忠這次在穀城偽降，史學界有的同誌認為不是偽降，而是“背叛了革命”，“中途變節”，應予批判。他們認為，“無論他自己如何表白，但他向敵人舉起‘降’字旗的本身，也就標誌了他開始背叛了革命”；“隻要那‘降’字旗一打出來，不論是真的還是‘假’的，不論是永遠的還是‘暫時’的，都隻能起到幫助敵人、瓦解革命的作用。因此，對這種在‘崇高動機’遮羞布掩蓋下的投降行為，同樣應予以譴責和批判。”林劍鳴、高景明：《怎樣看待農民戰爭中的“偽降”?》，載1964年8月19日《人民日報》。筆者不能同意這種看法。因為，是否投降變節，是否應予譴責和批判，不能隻看有無降字旗。“降”是一種表麵現象，“真”和“假”才是實質，到底是否偽降，或曆史上是否存在偽降，到底是否“變節”“背叛”“瓦解革命”，隻能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和後來的實際效果來作結論，一句話，要實事求是，而不是其他。明末農民大起義的複雜情況，使得絕大多數起義軍首領都曾運用偽降的辦法來欺騙敵人，渡過困難。正如羅爾綱先生所分析的：“每當極度艱危的時候，起義農民也就常常利用偽降的策略去鑽封建統治者的空子，在渡過難關之後，抓緊時機，又再度向封建統治者進攻。”羅爾綱：《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緩兵計》，載1964年7月27日《人民日報》。李自成曾偽降兩次，張獻忠曾偽降四次，每次都取得成功，達到了轉危為安的目的，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客觀現實。對於那些真正投降明軍者，如劉國能(闖塌天)、高傑(翻山鷂)、王光恩(小秦王)之流的革命叛徒，才應當給予譴責和批判。而對於張獻忠和李自成等人的偽降，卻隻能實事求是地進行評述。關於這一問題，限於篇幅，不可能進行詳細的討論。這裏，隻是想對這一有很大分歧的問題表明自己的看法。筆者認為，從現在掌握的材料看，張獻忠在穀城是偽降，不是投降。而且，這次偽降是成功的，對革命鬥爭是有利的。待張獻忠義旗複舉時，他原來預定的休養整頓、發展力量的目的已經完全達到了。前幾年，“四人幫”的禦用寫作班子羅思鼎之流出於其反革命奪權陰謀的罪惡目的，在曆史上大抓“叛徒”“投降派”，在張獻忠穀城偽降問題上也散布了不少謬論。打倒“四人幫”之後，已有一些同誌寫了很有說服力的文章進行批駁，如樊樹誌《關於張獻忠穀城偽降問題》(載《複旦學報》1978年第一期)、傅玉璋《關於張獻忠降明問題》(載《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可以參看。
五、張獻忠起義軍的極盛時期
崇禎十二年(1639)五月初，張獻忠在穀城重舉義旗，首先打開了穀城的府庫，釋放了獄中的囚犯，焚毀了穀城縣衙，殺掉縣令阮之鈿，占據了穀城。緊接著，羅汝才等起兵響應。原偽降明軍的農民軍各部，除王光恩之外，一時並起。他們經過了一年的休整和有計劃的準備，兵強馬壯，械精糧足，戰鬥力較過去大大增強。
張獻忠等起兵之後，熊文燦才放左良玉、羅岱率軍前往進攻。七月末，張獻忠在房縣羅猴山設下埋伏，大敗明軍。羅岱被農民軍射死穀中，“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千萬餘，士卒死者萬人。”《明史·左良玉傳》。這次明末農民大起義中少見的大捷，證明了張獻忠偽降策略的成功，大大震驚了明王朝，熊文燦被撤職處死，左良玉降職戴罪自贖。明中央特命內閣大學士、兵部尚書楊嗣昌為督師，給內帑銀四萬兩，崇禎帝特賜尚方劍，並親自送楊嗣昌出京，要他赴湖廣調動最大力量專門進攻張獻忠，因為張獻忠在當時農民軍各部中力量最強，對明王朝的威脅也最大。從此，張獻忠長期擔負了抗擊明軍主力的重任。
楊嗣昌帶著一柄尚方劍、十萬軍隊和二百萬兩白銀，似乎不可一世，“抱祖逖澄清四海之誌”李馥榮：《灩澦囊》卷一。而出了北京，在九月間到達襄陽，策劃進攻張獻忠的辦法。一方麵，他要求明中央向全國人民再度進行最大限度的搜刮，加派“練餉”，每年增田賦七百三十萬兩白銀以供軍需。另一方麵，調集各地兵馬，大誓三軍，在他前年提出的“四正六隅”計劃的基礎上，訂下“圓盤大計”。所謂“四正六隅”，就是“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麵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的計劃，所謂“圓盤大計”仍然是先從四麵八方包圍，然後親率主力在包圍中進剿的老一套。《明史·楊嗣昌傳》。
對農民軍的圍剿，已經進行過多次，全部失敗。這一次，楊嗣昌在過去陳奇瑜、洪承疇等人圍剿計劃的基礎上進行的新圍剿，雖較過去嚴密，但仍然早在張獻忠意料之中。羅猴山大捷之後，張獻忠就率軍屯駐於陝西、四川、湖廣三省交界的山區，視明軍之動向，隨時準備向敵軍薄弱之地進軍，打破圍剿。當時，農民軍分為兩大股，由張獻忠和羅汝才分別率領。崇禎十三年(1640)正月，羅汝才在香油坪大敗湖廣巡撫方孔炤軍，轉入川東山區。閏正月，張獻忠與明軍主力左良玉等部數次大戰於高頭壩、枸坪關等地，互有勝負，部隊已逐步進入四川。二月初，張獻忠誤入太平縣(今萬源)之瑪瑙山，被左良玉、鄭崇儉、張令等軍四麵包圍。楊嗣昌利用農民軍叛徒劉國能(闖塌天)帶領明軍，假扮農民軍運糧人員向張獻忠農民軍開進。農民軍守營軍士一時疏忽，讓這批人混入營盤，待被發覺時，外麵明軍已經逼近。明軍得以裏應外合，遂發生一場激戰。由於瑪瑙山地形對農民軍不利，兵力又寡不敵眾，特別是由於劉國能這個叛徒熟悉農民軍內部情況，農民軍遂受大挫，損失頗重，張獻忠的家屬和謀士潘獨鼇等人俱被俘。張獻忠率軍突出重圍，北走岔溪、千江河等地。明軍張令、方國安跟蹤窮追，被張獻忠誘至柯家坪山中來了個回馬槍，張令軍幾乎全軍覆沒。明陝西總督鄭崇儉急忙率軍來援，張獻忠乃自動解圍，轉入興山、房縣等地深山中。
由於瑪瑙山的失利，張獻忠軍力受到重創。而當時楊嗣昌將各地軍隊幾乎全部調集在張獻忠周圍，可以隨時出動，對張獻忠的活動十分不利。張獻忠便率軍在山區暫時休息，等待有利時機再行出擊。雖然當時楊嗣昌調遣大軍將張獻忠四麵包圍，但卻難以展開進攻。一方麵，這是因為明軍內部發生了嚴重的矛盾。當時，楊嗣昌的左右手是左良玉和賀人龍，這兩支部隊之間為爭奪軍功而不能合作，左良玉和賀人龍二人為了一顆“平賊將軍”的大印，明爭暗鬥，矛盾很大。楊嗣昌對於把這個官銜交給左或賀猶豫不決，又引起二人對楊的不滿，都不願力戰，故意與楊為難。這種情況被張獻忠探聽清楚，便派人去設法擴大左良玉和賀人龍的矛盾，離間二人的關係，並對左良玉進行賄賂。左良玉中計，認為“吾即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石匱書後集》卷二十五。，大大方便了張獻忠的行動。另一方麵，是因為鄖襄山區是張獻忠農民軍常駐之地，情況熟悉，有一定群眾基礎，可以得到當地人民的支持，即所謂“重賄山氓，市鹽、芻、米、酪，山中人安之，反為賊耳目，陰輸兵情於賊。獻忠得以休夏，收散亡，養痍傷，群盜往往歸之，兵複振”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所以逐漸恢複了軍力，隊伍又日益壯大起來。
到了崇禎十三年(1640)四月，張獻忠率軍順利地穿過了左良玉的防線，再度入川，與羅汝才合兵於巫山。五月，利用明軍在川東負責防守的將領楊茂選和譚思岱的內訌，夜斬夔關，作戰日漸順利。八月，大敗明軍於土地嶺，殺明將汪雲鳳。九月，攻克大昌(今巫山北)、開縣，擊斃明將張令，全殲石砫土司秦良玉軍。
在農民軍節節勝利的情況下，楊嗣昌一麵布置追剿，一麵企圖用分化誘降的手段來破壞農民軍的軍力。他在向張獻忠展開進攻，公開懸賞購張獻忠首級的同時，又用高官厚祿引誘羅汝才降明，還專門派農民軍叛徒飛上天(或作黑旋風)到羅汝才營中當說客，肆意離間羅汝才和張獻忠的關係，勸說羅汝才投降。羅汝才徘徊不決。張獻忠得知其事以後，一方麵，大膽地對楊嗣昌的陰謀活動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參本書第三章第二節。，另一方麵，又從多方麵勸阻羅汝才勿為官軍所惑，並用過天星(惠登相)降明後，被楊嗣昌解往北京請功，終至被斬的具體事例來消除羅汝才的某些幻想。同時，張獻忠堅決殺掉楊嗣昌派來的“安撫官”姚宗中。這樣，終於堅定了羅汝才的信心，使楊嗣昌的陰謀落了一場空。《明史·楊嗣昌傳》。楊嗣昌在川東布置的軍隊主力張令和秦良玉兩部又被張獻忠所消滅，所以張獻忠農民軍得以長驅直入四川，軍行無阻。
張獻忠入川之後，楊嗣昌和明王朝的監軍萬元吉也急忙尾隨入川，想把出川的路口堵死，在四川進行追剿。萬元吉到保寧(今閬中)大集各軍，“以諸軍進止不一，擢(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副之，率軍赴綿州，分遣諸將屯要害”《明史·猛如虎傳》。。但是，由於“分遣諸將屯要害”，就使明軍兵力大大分散，缺乏機動兵力，處於被動地位。於是張獻忠采取自己“以走製敵”的傳統打法，暫時不和明軍主力決戰，而在四川展開高速度的流動作戰，每日馳騁二百裏。“行則哨探，止則息馬抄糧。(明軍)關隘偵候不明，防軍或遠離戍所。賊乘隙而過無人之境。”《明史·邵捷春傳》。是年十月，陷劍州(今劍閣)，趨廣元，準備攻入陝西。因棧道不便馳逐，便折而向川西進軍，大敗明軍於梓潼。據記載，“梓潼一戰，累骨如山，十三省大軍，喪歿殆盡”闕名：《紀事略》。。四川巡撫邵捷春苦心經營的涪江防線“一戰而土崩瓦解”，邵捷春被楊嗣昌處死。張獻忠乘勝克綿州(今綿陽)，南下內江。然後又突然回師，掩旗息鼓偷襲成都，未破。北攻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再順沱江而下，攻克簡州(今簡陽)、資陽、榮昌、永川。十二月，攻克川南重鎮瀘州。農民軍進展迅速，所向披靡。雖然楊嗣昌親自坐鎮重慶調動各軍，但仍防不勝防，一籌莫展。
瀘州的地勢，三麵環水，隻有立石站一條陸路。明軍監軍萬元吉便想在立石站設下伏兵等候張獻忠來自投羅網。可是明軍找不到老百姓做向導，諸軍進止不一，還未布置就緒，就被張獻忠發覺。張獻忠馬上移營渡過長江，明軍隔水而望，不能進擊。到了夜間，張獻忠用不少空船和木筏點上燈火，順水東下。明軍以為張獻忠乘船東去，連忙星夜向東追擊。可是張獻忠卻率軍西走，甩開了身後的追軍。當明軍發覺之後，又回頭向西追擊，馳救成都。誰知張獻忠過成都而不攻，卻用最快速度急行軍，經漢州(今廣漢)、德陽、綿州、鹽亭、南部、儀隴東進。因為張獻忠甩掉了敵人，故“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複遏”《明史·猛如虎傳》。。到年底，農民軍已到達今達縣地區，準備打出四川。
時間不到半年，張獻忠農民軍在四川縱橫馳騁，長驅五六千裏，足跡幾遍全川，而且方向不定，“倏東倏西，暮南晨北”《紀事略》。，弄得明軍昏頭轉向，尾隨窮追，精疲力盡，“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同治《成都府誌》卷十六《戡亂》。。以至在明軍中唱出了“想殺我左鎮(指左良玉)，跑殺我猛鎮(指猛如虎)”的怨謠。《明史·猛如虎傳》。一直到崇禎十四年(1641)正月，明軍才在開縣勉強追上了農民軍。他們哪裏知道，張獻忠正在開縣黃陵城拉開了殲滅他們的口袋。當明軍總統猛如虎、參將劉士傑等帶著拖得疲憊不堪的隊伍貿然來攻時，農民軍繞至其背後，從山頂上大呼馳下，盡殲犯軍。劉士傑當場被殺，猛如虎僅以身免，軍符印信盡失。當楊嗣昌、萬元吉急忙趕來痛哭流涕地收拾殘部、打掃戰場時，張獻忠農民軍卻在營中“飲酒鼓掌而歌以詆嗣昌曰：‘前有邵巡撫(指邵捷春)，常來團傳(轉)舞；後有廖參軍(指廖大亨)，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指楊嗣昌)，離我三天路。’”《灩澦囊》卷一。
黃陵城大捷之後，張獻忠並未有絲毫懈怠。利用當時明軍都隨楊嗣昌入川而湖廣空虛的機會，他帶領農民軍以一日夜三百裏的高速度飛馳出川。他沿途破壞驛站，使蜀、楚消息中斷，當農民軍到達襄陽時，襄陽明軍尚不知蜀中戰況如何。出川之時，張獻忠偵知楊嗣昌有檄文到襄陽，便在中途截得檄文、符驗，派農民軍偽裝明軍人員，混入襄陽，與早就埋伏在襄陽城內外的農民軍人員配合行動。二月初四日夜，城內放火，城外攻城，裏應外合地輕取了明軍長期苦心經營的老巢、“倚為根本”而又號稱“天險”的襄陽，奪取了明王朝從五省搜刮來的軍餉和堆積如山的軍用物資，大大補充了自己的裝備和給養。然後，打開監獄，釋放了獄中囚犯，救出了瑪瑙山之役被明軍俘虜的農民軍將士和張獻忠的家屬。並散發了白銀十五萬兩賑救窮苦百姓和各地饑民，殺掉了明宗藩襄王朱翊銘、貴陽王朱常法和一大批貪官汙吏，大快人心。各路明軍聞之大驚失色，“左良玉在唐縣，聞襄陽陷，股栗不能起。”《烈皇小識》卷七。
黃陵城和襄陽兩次大捷，是張獻忠農民軍的重大勝利，它再一次粉碎了明王朝對農民軍的圍剿，使楊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麵網”“圓盤大計”等方案徹底破產，使自己在長江流域樹立了對明軍的優勢，給今後的更大勝利打下了鞏固的基礎。這兩次大勝利也鼓舞了大江南北的其他農民軍，如英山、霍山地區的左金王(藺養成)、革裏眼(賀一龍)、老回回(馬守應)、爭世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等“左革五營”就乘勢紛紛向明軍展開進攻。這兩次大勝利和本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陽、殺死福王朱常洵的巨大勝利更是大大震驚了明王朝，嚇壞了明王朝的督師大學士、兵部尚書楊嗣昌。張獻忠在襄陽殺明襄王朱翊銘時，就明白告訴朱翊銘：“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按明代慣例，藩王遇難，則領兵大員與地方督撫即成死罪)。《明史·楊嗣昌傳》。而楊嗣昌也果然驚悸絕望，在沙市服毒自殺。明鄖陽巡撫袁繼鹹、湖廣巡撫宋一鶴也被明廷撤職重懲。
李自成攻陷洛陽殺福王和張獻忠攻陷襄陽殺襄王，以及號稱明王朝“梁柱”的楊嗣昌的自殺，是明末曆史的一個轉折點。從此以後，明王朝對農民軍的進攻基本結束，再也無力進行什麼圍剿，隻能采取被動的守勢；而農民軍則不再為了反圍剿而轉移，而展開了主動、積極的進攻。可以說，明王朝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了。
事物的發展，總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張獻忠在取得了巨大勝利後，卻又受到一些挫折。
攻陷襄陽後，張獻忠並未久滯城中，數日之後，便開始向河南進攻，曾攻占了隨州(今隨縣)、棗陽、信陽、光山、商城等地。但是，由於意見不合，長期和張獻忠合作的羅汝才在七月間離開張獻忠與李自成合作，使張獻忠成了孤軍，實力大減。而這時代替楊嗣昌為軍務督師的丁啟睿看到李自成力量擴大，張獻忠力量減少，便認為“法當攻瑕”，“檄諸將先擊獻忠”《鹿樵紀聞》卷下。。這樣，力量已經削弱的張獻忠就承受了大部分明軍主力的進攻。八月，左良玉為報前幾次戰敗之仇，聯絡明軍其他各部，傾全力進攻張獻忠。而張獻忠此時卻因過去多次擊敗左良玉，“既屢勝而驕，則謂良玉為不足謂”，結果在信陽吃了敗仗，張獻忠受箭傷。突圍之後，且戰且走，連續四戰，皆不勝，部隊損失很大。張獻忠打算向南突圍，然後東走英山、霍山，與“左革五營”會合，但出商城之後，在望雲寨為明軍所阻，隻得返回河南，往投李自成。可是，李自成不能容人，欲以部將待之，而張獻忠為人剛愎，不願屈居於下，二人不能合作，李自成在憤怒之中準備殺掉張獻忠。幸好此時與李自成在一起的羅汝才念過去舊交，私贈五百騎與張獻忠，勸張迅速離去，設法與“左革五營”聯軍。張獻忠接受了羅汝才的資助與勸告，離開李自成向東走，沿途加入了一些小股農民武裝如一鬥穀、瓦罐子諸部，增強了軍力。由於當時李自成在項城(今項城南)大敗明軍，丁啟睿、左良玉等皆率軍馳救開封，東路空虛，張獻忠乃得順利東走，到達英山、霍山地區與“左革五營”會合，並被奉為首領，短期之內，兵力複振。
整個崇禎十五年(1642)，張獻忠和“左革五營”都在今安徽南部地區如潛山、太湖、舒城、六安、廬州(今合肥)、廬江、桐城、全椒等地活動，以英山、霍山和六安為臨時根據地，並在巢湖訓練水師，曾有攻打南京的打算。到了年底，張獻忠偵知左良玉軍東移，湖廣明軍空虛的消息，便率軍離開太湖、潛山而向西進攻黃梅，再度進入湖廣。
張獻忠進入湖廣之後，得到了當地人民的普遍響應。由於左良玉所部明軍的燒殺淫掠，人民深受其苦，例如本年冬天，左良玉兵到武昌，“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兵奔竄山穀，多為土寇所害。驛傳道王揚基奪門出，良玉兵掠其資，並及其子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十六年正月中兵始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過矣!’”《明史·左良玉傳》。所以，不僅貧苦大眾，就連一些生員和中小地主亦紛紛歡迎張獻忠軍。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張獻忠到廣濟(今廣濟北)、蘄州(今蘄春南)，有胡默等人馬前迎降，未發一矢，傾城遂下。二月至蘄水(今浠水)，當地鄉宦周之任等派人到農民軍中聯絡迎降。三月到黃州(今黃岡)，有張以澤等帶領大批無地失業的農民前來歡迎。四月到麻城，更有湯誌、周文江、洪正龍等人率眾迎降。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諸人中，有一些是當地的生員或者鄉宦，他們多是在當地大量的窮苦農民和失業饑民，即所謂“無賴”和“亡命”的促使，特別是在當地大地主家的奴仆的推動甚至逼迫之下這樣做的。因為，“楚士大夫仆隸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甲全楚。梅、劉、田、李，強宗右族，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長裏閭。明末流寇大作，家自為備，聽其奴糾率同黨，砍牲為盟，曰裏仁會，競飾衣甲以誇耀之。諸奴遂炮烙衣冠，推及其主，蘄、黃凶黠少年多歸之。”到張獻忠進軍湖廣時，“裏仁會之首曰湯誌，殺諸生六十人，而推其與己合者曰周文江，以應賊。”詳傅衣淩《明清農村社會經濟·明清之際的“奴變”和佃農解放運動》。正是在這些窮苦的“仆隸”“家奴”的威力之下，一些“諸生”“鄉宦”也就不得不順風轉舵而望風迎降。而張獻忠也正是在這些窮苦大眾的廣泛支持之下節節勝利，並大大擴充了自己的隊伍。僅麻城一地，就有五萬餘人參軍，張獻忠將他們編為“新營”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五。，還特地將那些衝破了封建舊禮教的重重束縛而參軍的農村婦女編為古代的娘子軍——“婆子軍”。在湖澤地區廣大漁民的支持下，張獻忠積極準備船舟，準備進攻武昌。
武昌是湖廣首府，也是楚王駐藩之所。楚王朱華奎一貫苛虐百姓，拚命搜刮金銀，府中積銀逾百萬兩，卻又視一錢如命，不願拿出一文錢來守城，直到張獻忠大軍近逼城下時，才臨時拚湊成一支楚府兵。張獻忠派間諜混入其中，又聯絡明軍軍官張其在為內應。五月底，張獻忠率軍由漢陽鴨蛋州渡江，內應者大開保安、文昌二門，輕鬆地攻克武昌。
張獻忠進入武昌之後，將人人痛恨的楚王朱華奎綁在他的金座椅上(或說裝入囚籠之中)拋下了長江，對明宗室和高級官吏進行了堅決的鎮壓。由於楚王宗室平日胡作非為，壓迫人民最為殘酷，所以這次受到的懲處也特別嚴厲。與此同時，還采取了一些軍政措施：(一)本年二月，張獻忠在黃州(今黃岡)時，將過去西府八大王的稱號改為西王。現在，正式鑄印曰“西王之寶”常任俠先生曾收藏有“西王之寶”玉印，現歸中國曆史博物館，係贗品，不是張獻忠遺物。，軍中統稱張獻忠為大西王。(二)改武昌為天授府，江夏縣(今武昌，府縣同城)為上江縣。以楚王府為西王府，門口樹二大旗，上書“天與人歸”“招賢納士”。在各城門之上亦樹二大旗，上書“天下安靜”“威鎮八方”。(三)任命了一批官員，有六部尚書、五軍都督府和五城兵馬司、巡按、守道、巡道、學道等設置。同時，開科取士，錄取七十八人(或說六十九人)，多用作當時農民軍占領地區各州縣的地方官吏。四、擴大軍隊，男子十五歲至二十歲者，可以報名參軍。五、發楚王府大量金銀賑救饑民。
張獻忠在武昌的設施較之過去是有所變化，有所進步的，他開始了農民政權的建設工作，並以“天下安靜”“招賢納士”等旗幟來號召群眾。應當說，這些都是積極的，但又是很不夠的。各種製度(包括政權組織)並不健全，尤其是對地方政權的建設流於形式，僅僅派出了一些剛錄取的文士去做地方官吏，甚至“單身赴任”。對於廣大人民群眾，隻是散發了一些金銀，沒有提出當時廣大人民最迫切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因而也就不能進一步地號召和組織群眾。而且，張獻忠在武昌停留時期隻有兩月，這些設施在他離開之後無法鞏固，很快就煙消雲散了。
與張獻忠在武昌建製稱王的同時，李自成也在襄陽建立政權，自稱新順王，設立文武官職，改襄陽為襄京，因而與張獻忠發生衝突，甚至準備進軍漢陽。詳本書第五章第三節。這時，左良玉亦收拾了各地明軍殘部，逐漸沿江西上，準備進攻武昌。張獻忠便在崇禎十六年(1643)七月末離開武昌，南走嶽州(今嶽陽)。留下來鎮守武昌的軍隊很少，與左良玉作戰失利，周文江叛變，湯誌被害，謝風州自殺，張其在率餘部西撤，武昌地區全部重入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