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武昌之後，張獻忠便率領農民軍向南進攻。首先攻下了鹹寧、蒲圻，八月初力克嶽州(今嶽陽)，打開了南進的大門。因為水路不便逆江行舟，農民軍便由陸路南下，一路進展迅速。長沙的明軍守將開城出降，明宗室吉王和惠王南逃衡州(今衡陽)，張獻忠追至衡州，吉王和惠王遠逃廣西。張獻忠在衡州分兵為三：一路以永州(今零陵)為中心，攻取湘南；一路進攻廣西全州；一路向東，進攻江西袁州(今宜春)等地。九月，張獻忠回到長沙。
在長沙，張獻忠曾發布了一個重要的檄文，檄文說：“孤提天兵臨長沙，一日之內，兩府三州歸順。副總兵尹先民、何一德帶兵效順，即願前驅，進取江西，孤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襲伯，所部將領，皆為總兵。升嶽州府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維弼為分巡監軍長嶽道，升蒲圻知縣呂鳳起為知府。所屬州縣士民，照常樂業，錢糧三年免征，軍民人等，各宜投冊歸順，庶免屠戮。天兵臨城，玉石俱焚，毋遺後悔。”談遷：《國榷》卷九十九；《平寇誌》卷七。而且，在衡州，“不戮一人”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在常德時，“不妄殺人，唯宗室無得免者”顧炎武：《明季實錄》附蒼梧兄《酉陽雜筆》。。與此相反，“官兵沿途擄掠，號為兵眷。”“飽掠客商，焚掠百姓……民間皆畏之如虎。”顧炎武：《明季實錄》附蒼梧兄《酉陽雜筆》。二者相較，黑白分明。因而遠近人民爭相傳播著“三年免征，一民不殺”的好消息，紛紛起來歡迎和響應農民軍，例如：“獻忠自湘潭山中拔營向萍鄉，士民牛酒迎賊路相屬”；“袁州士民俱書‘順天救民’字於門，造冊迎賊”；峽江人民“執知縣以待賊”；袁州(今宜春)、吉安、臨江(今清江)等處人民在農民軍到來之前，就“屯結山險以拒官兵”；在萬載等地，農民軍未發一矢而整隊入城。以上引文俱見《平寇誌》卷七、卷八。在廣大人民如此熱烈的支持下，農民軍所向披靡，明軍望風逃竄。顧炎武《明季實錄》附蒼梧兄《酉陽雜筆》記載，有一僧人旭初，在桃源山上親眼看見山間道路之上，“官兵四五千人，失魂喪魄，爭前恐後，頃刻間，落崖墜澗，死者不計其數。僧以為賊大隊至矣，及數之，止十六騎耳。”張獻忠農民軍此時對明軍完全具有壓倒的優勢，不到兩月，就取得了今湖南、江西二省的大部分地區。
在長沙時，同在武昌一樣，張獻忠也采取了一些政治設施，如擴大軍隊、開科取士、派遣地方官吏、建立一些製度等。但是，他在湘贛地區所受到的人民的支持卻超過在武昌時期，甚至，還大大超過了以後在四川建國的時期，這是張獻忠農民軍在政治上最得民心、軍事上進展最順利、最迅速的時期。張獻忠曾改吉安府為親安府、廬陵縣為順民縣(吉安府和廬陵縣均在今江西廬陵，當時府縣同城)，從“親安”“順民”數字的含義，亦可見當時軍民關係之融洽。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張獻忠這時實行了較好的政治措施。據目前所見到的資料，除了在長沙發布過“錢糧三年免征”的檄文外，在武陵(今常德)時，張獻忠下令將大官僚地主、鎮壓農民軍的劊子手楊鶴、楊嗣昌父子的“房屋盡行燒毀，霸占土田，查還小民”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骨董三記》卷三《張獻忠公牘文》。。這樣，他就直接地(雖然不是普遍地)提出了當時社會矛盾中最尖銳的土地問題和賦稅問題，同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賦”口號相類似，開始向封建剝削製度開刀，用革命的暴力使受苦受難的廣大農民得到一定程度的、哪怕是暫時的解放，這就必然能夠得到廣大農民最熱烈的擁護。因為土地兼並和高額賦稅正是封建社會後期農民身上最沉重的兩副枷鎖，張獻忠實行(哪怕是不徹底的、局部的和暫時的)這種救民於水火的政治措施的直接效果是十分明顯的。在“查還土田”的武陵，民間每家供一牌位歡迎農民軍，上書“西府萬萬歲”《明季實錄》。。在宣布“錢糧三年免征”的長沙，大量窮苦人民踴躍參軍，共編五營，超過了原有部隊四營的規模。這種情況，就連當時的統治階級也看得非常明顯，他們說：“流賊犯楚，實由人心惑於三年免征，一人不殺之偽示耳。”談遷：《國榷》卷一○○；《平寇誌》卷八。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適當的政治措施對革命戰爭有多麼重要的作用，也更能了解“戰爭就是政治的繼續”這句名言的深刻含意。但是，由於張獻忠和他所率領的農民軍本身的階級局限性，由於他們嚴重的流寇主義作風，使得他們不可能將這些措施貫徹下去，並且也沒有在湖廣建立根據地的打算。不久，他們又開始流動作戰，進軍四川，放棄了在湖廣地區所獲得的如此良好的政治局麵。
六、軍事上取得巨大勝利的原因
張獻忠農民軍在進軍湖廣前後的這段時期，是他們軍事勝利到達頂峰的時期。從上麵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在穀城複起之後，雖然也曾受到一些挫折，但從整個來看，強大的農民軍在數年中幾乎一直是所向披靡，戰無不勝的。為什麼他們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呢?他們是如何戰勝敵人的呢?這裏，我們結合上麵的敘述，再進行一些分析和討論。既是分析張獻忠農民軍取得勝利的原因，同時也從中討論一下明末農民戰爭乃至整個中國農民戰爭中的一些特點。
首先，張獻忠農民軍所進行的戰爭是反抗封建統治的正義戰爭，他們是為廣大被壓迫群眾的生存而戰鬥的，因而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與擁護。這一點，就連明朝統治階級中不少人，也能清楚地認識到。如崇禎時曾應遴上疏所說：由於當時“富者極其富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因而“民之喜於從賊倡逃”佚名：《崇禎長編》卷二。。長期和張獻忠作戰的明軍統帥楊嗣昌也承認，“賊所未至，有爭先導奸之窮民。其窮有五：一窮於加派，再窮於搜刮，三窮於捐助，四窮於貪吏之錐剝，五窮於豪右之並吞。而此窮民怒目切齒，擦掌摩拳，眄賊之來，惟恐不速，發蹤、指示、內應、反兵皆是矣。”《楊文弱集》卷七。大起義爆發之後，明朝官軍的燒殺淫掠，更使得廣大貧苦群眾積極支持農民軍。《罪惟錄·列傳》卷三十一明白寫道：“漢東之人惡左(指長期和張獻忠作戰的左良玉)兵，焚香牛酒迎賊。”民心的向背，是一切戰爭勝負的關鍵。廣大貧苦群眾的支持，是張獻忠農民軍在長期鬥爭中取得巨大勝利的基礎。但是，我們還應當進一步具體地分析一下，他們是如何取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取得戰爭的勝利的。
前麵已經談道，張獻忠在湖廣提出了“三年免征，一人不殺”的政策，受到湖廣人民的熱烈擁護。遺憾的是張獻忠在湖廣並未駐上三年，因而這種“三年免征”的政策實施與否、如何實施，就目前所見資料來看，還很不清楚。同時，“霸占土田，查還小民”是否已經實行，也不得而知。但是，張獻忠在長期的鬥爭中一直保持了堅定的鬥爭精神和鮮明的階級路線，這卻是非常明顯的，是有不少史實的。一方麵，對封建地主、官吏實行堅決地鎮壓，毫不留情；另一方麵，替貧苦人民報仇雪恨、排憂解難，同人民保持著密切的聯係。這樣，張獻忠農民軍就能夠得到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貧苦人民的支持，也能得到部分封建地主階級中的下層分子的支持。這一點，盡管過去的史籍往往避口不談，但我們仍然能夠找到這方麵的記載。
張獻忠農民軍每至一處，對當地的宗室、官吏、地主和頑抗的明軍一貫采取堅決鎮壓的手段，例如“張獻忠陷蘄州……令薦紳、孝廉、文學各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皆斬之”談遷：《國榷》卷九十九。。這類事件是常有的，也是必需的、得民心的。不過我們還必須看到，張獻忠對於敵人隊伍中願意放下武器、投降農民軍者，是區別對待、爭取利用的，決不是反動階級所汙蔑的什麼“濫殺”“盡殺”。張獻忠農民軍在進攻城鎮之前，一般都先用“招降牌”招降，如果敵軍投降，則“草木不動”；如果頑抗到底，才用武力進攻《灩澦囊》卷三；光緒《巫山縣誌)卷三十二《藝文》。。對明朝的地方官員，隻要不是劣跡昭著、民憤極大者，凡願為農民軍服務的，皆“量才錄用，各授以職”。例如崇禎十六年(1643)在麻城，有“鄉宦洪正龍者，威宗朝武進士，領眾千人，詣(獻)忠軍前請降。(獻)忠優禮相待。正龍感激，執戈前驅。”《紀事略》。如在長沙，“總兵尹先民、何一德降賊……願效前驅，進攻江西。獻忠悅，封世襲伯。”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在長沙的在籍給事中史可鏡投降後，還被授為“長(沙)辰(陽)常(德)巡撫”《小腆紀年附考》卷二。。有不少明朝地方官吏，都是在農民軍爭取無效，死心塌地與農民軍為敵的情況下被鎮壓的。在湖廣時期，僅據《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所載，就有不少例證。如在蘄州(今蘄春南)，執守道許文岐，“頗禮之。文岐陰謀圖賊，乃被殺。”在黃州(今黃岡)，執副使樊維城，“欲降之。罵賊不屈。賊刺之，洞胸死。”在湘潭，執推官蔡遵憲，“百計誘降。不屈，磔之。”在永州，執巡按禦史劉熙祚，“賊欲降之，不屈。囚之永州驛中。閉目絕食，題絕命詞於壁。賊再三諭降，臨以白刃。熙祚大罵不已，遂遇害。”入川之後，這類事例更多，如萬縣貢生吳獻棐、成都巡按禦史劉之渤、按察副使張繼孟等均是如此。
對於地主階級中的知識分子，隻要他們願意為農民軍服務，張獻忠也是給予團結和信任的。據餘瑞紫記親身經曆的《流賊陷廬州記》見奈村農夫《野史無文》卷十四。所載，張獻忠農民軍在廬州(今合肥)對文士說：“天下大亂，我老爺應運而興，相公可同我等共成大事。”餘瑞紫在張獻忠軍中所見到的知識分子就有汪兆齡、邵官吾、胡玄浦、江山、林子長、李成洪等，俱受重用。《明季北略》卷十六亦載：“文士多不殺……見文士，則詢其策略。或當意者，即授以職，賜以符合，使攻取城邑。”如穀城舉人王秉真、諸生徐以顯、應山諸生潘獨鼇、桐城諸生汪兆齡等，都是張獻忠的重要謀士，張獻忠“頗用其計謀”，“文移皆出其手”。在武昌、長沙和後來在成都，張獻忠都曾開科取士，選擇一些知識分子擔任地方官員或文墨職務。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張獻忠在衡州時，曾盡最大努力爭取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王夫之兄弟和其父親參加農民軍，“令下如猛火，購伯兄及夫之甚急。”但王夫之拒不與之合作，“剺麵刺腕，偽傷以出而匿”。由於他們態度十分頑固，張獻忠並未強留，將他們全部放還家中。見王夫之《薑齋文集》卷二《石崖先生傳略》、卷十《家世節錄》。
從以上一些材料可以看出，張獻忠對待敵對階級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適當的，既有堅決的鎮壓，又有分化與利用。這就能在得到人民群眾支持的同時，再得到一部分從敵人營壘中分化出來的力量的支持。這在階級搏鬥的暴風雨中，是必然會出現的現象。
當然，作為農民起義軍，最重要的是爭取廣大農民群眾的支持。張獻忠農民軍和廣大農民弟兄以及其他窮苦大眾的親密關係，在史籍中可以見到多處記載。在廬州(今合肥)時，張獻忠農民軍曾對當地群眾說：“你莫怕，咱不殺你，我老爺來安撫你們。”又說，“你莫叫我爺。我輩響馬營生，都是弟兄相稱。”餘瑞紫：《流賊陷廬州記》。張獻忠每至一處，在鎮壓封建統治階級，替人民殺掉一批吃人惡魔的同時，隻要客觀條件許可，都要“釋獄囚，散庫金”《灩澦囊》卷一。，從地主階級的虎口中解救受害的階級弟兄，賑救窮苦百姓，還要吸收他們參加起義軍。例如崇禎八年(1635)在鳳陽，十三年(1640)在巴州(今巴中)，十四年(1641)在襄陽，十六年(1643)在武昌、長沙等地皆是如此。張獻忠在穀城起兵時，第一件事也就是開府庫賑救饑民和釋放獄中囚犯。並且，兵行之處，還允許當地農民和奴仆前來告發其主人和為非作惡的鄉紳，為他們報仇雪恨。參見本書第六章第一節。對於廣大的下層手工業者，也一律加以保護，凡有“一技一藝”者，都可以參加農民軍，並得到一定的照顧。見張潮：《虞初新誌》卷二。由於實行上麵這些措施，張獻忠農民軍就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的大力支持。除了上麵已經談到的在湖廣地區受到人民熱烈歡迎的盛況之外，例如崇禎十三年(1640)張獻忠在瑪瑙山作戰失利之後，率軍隱藏在興安、房縣等地山區中，據史書記載，他們“賄山氓市鹽、芻、米、酪，山中人安之，反為賊耳目，陰輸兵情於賊。獻忠得以休夏，收散亡，養痍傷，群盜往往歸之，兵複振。”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當時，明軍督師楊嗣昌派曹進功、白顯、曹誌耀三人率兵入山偵察，找了很久才找到山中農民。可是，“山民自刈燕麥，得賊賂，不言蹤跡。”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三。當然，事實上決不會是這裏記載的所謂山民得賄賂，而正是他們全力掩護，並從人力、物力等各方麵支持張獻忠農民軍的具體體現。又如崇禎十五年(1642)在舒城，“招土人刈麥，三河寨民刳羊、豕迎賊。獻忠犒以牛八頭、銀五十兩。”彭孫貽：《平寇誌》卷五。從這裏，也可見他們同農民群眾的關係是非常融洽的。不隻是廣大農民擁護和支持張獻忠，甚至襄陽監獄的獄吏都暗中支持張獻忠，對在瑪瑙山戰役中被明軍俘虜的農民軍官兵和張獻忠的家屬加以照顧，待張獻忠攻下襄陽時，這一大批人都回到了農民軍的隊伍。《綏寇紀略》卷十；《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兵部為襄陽殘破懇乞聖恩垂憐等事》。還有，上麵我們曾經談道，張獻忠經常往各地派出大量的偵察、間諜工作人員，取得了出色的成績。他們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幫助，根本無法展開活動，更不能有出色的成績，這是可想而知的。
這裏還必須指出，張獻忠農民軍所以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和統治階級內部一些下層人士的支持，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明朝官軍對人民群眾的燒殺淫掠給人民群眾時刻起著反麵教員的作用，因而造成“不恨賊而恨兵”的必然結果。這一點，就是當時不少明朝官吏也能作出比較客觀的結論。比如崇禎十四年上任的明鄖陽兵備道、按察使高鬥樞記敘他在張獻忠經常活動的鄖陽城的親身經曆時說：“左(良玉)兵二三萬，一湧入城，城中無一家無兵者，淫汙之狀不可言。數日啟行，複罄洗其家以去。去十許日而予至，米菜俱無可覓。士民相見，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真慘極矣!”高鬥樞：《守鄖紀略》。高鬥樞還說，當農民軍過境時，民心尚安，而聞官軍將至，則“大恐”，他不得不“遣役往迎督師，且懇其兵無入城。”這種出自當時地方官親曆的記載，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不特此也，甚至連明兵部在崇禎十五年三月的塘報也這樣寫道：“左鎮本月十六日冒雪抵裕州，僅有管州張生員與來日勝出城一見，其餘士民皆潛伏女牆，澆水凍城，為賊堅守。即粒糧根草，呼之不應，與價亦拒。世變如此，可勝流涕。”鄭天挺、孫鉞等編輯：《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兵部題為塘報南陽等處賊情事》，中華書局1954年版。的確，這是嚴重的“世變”，全城百姓均“為賊堅守”，人民都“喜於從賊”，“焚香牛酒迎賊”，這正是農民軍在長期戰鬥中取得巨大勝利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張獻忠農民軍在作戰中充分發揮了自己流動作戰的高速、靈活、主動進攻的特點和長處，使自己在戰略上長期處於積極的主動地位，保持了戰略上的優勢。
前麵曾經談道，張獻忠農民軍的行軍有良好的組織與製度，保證了行軍的高速度和靈活性，在軍事行動的速度上對於明軍占著絕對的優勢。這種優勢的取得包括多方麵的因素，例如以騎兵為主，少帶輜重，就地籌糧等物質條件方麵的因素；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等社會條件方麵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由於農民軍有頑強的鬥誌和堅強的毅力，能克服極度疲勞，戰勝重重困難，以及高明的指揮藝術，等等。而明軍士無鬥誌，紀律鬆弛，補給困難，軍心渙散，加之軍官層層克扣，士兵糧餉不足，這就和農民軍士飽馬騰的景象形成鮮明的對照。曾任過兵部尚書的張鳳翼，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賊號三四十萬，更迭出犯，勢眾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呼庚。賊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眾寡、饑飽、勞逸之勢，相懸如此，賊何日平?”《明史·張鳳翼傳》。這些，都決定了明軍在速度上必然要輸給張獻忠。最典型的例子是崇禎十三年(1640)七月，張獻忠從四川夔州(今奉節)出發，長驅直進，東西奔馳，踏遍全川數十州縣。至次年正月攻下湖北襄陽，總共半年時間，大軍行程六千餘裏，其中還有大戰五六次，小戰無數次。當楊嗣昌在四川移文告誡襄陽知府王永曾，要王加強警戒時，王認為張獻忠根本不可能迅速到達襄陽,還笑著說：“是詎能飛至邪?”他當然想不到，張獻忠能“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四百裏，殺督師使者於道，取軍符，遣劉興秀等二十八騎偽為官軍，持符驗夜叩襄陽城。”當張獻忠飛兵破襄陽時，明軍尚在夢中，還不知道四川之事。《小腆紀年附考》卷二。這種高速度的軍事行動所取得的勝利，在我國古代整個戰爭史上，也可算是罕見的優秀戰例。
由於張獻忠農民軍有著高速度運動的優勢，因而就可以大膽而靈活地采取“以走製敵”的戰術，積極主動、出奇製勝地打擊敵人。當時人評述說：“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孫子所雲‘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墮其術中而不覺耳。”《明季北略》卷十七。張獻忠農民軍這種“飄忽若風雨”的特點，使得明軍隻能“尾其後問所向而已，卒或及之，馬潰士饑。”談遷：《國榷》卷九十八。這樣，張獻忠經常走在明軍的前麵，展開積極、主動的進攻。《孫子兵法》雲：“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孫子·虛實》。張獻忠所進攻的地區，正是明軍防守薄弱的空虛地帶，故能避實就虛，節節取勝。大量明軍要圍圍不住，要追追不上，對農民軍難以展開進攻，經常處於消極、被動的地位。正如張獻忠農民軍所唱的：“前有邵巡撫，常來團傳(轉)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灩澦囊》卷一。當他們將明軍拖得昏頭轉向、精疲力盡之時，就擺下口袋陣，來一個伏擊，集中殲滅敵人，再向新的地方進攻。最典型的戰例，就是我們在上麵已經介紹過的張獻忠瑪瑙山受挫之後在四川的戰鬥。由於有效地運用“以走製敵”的戰術，半年之中，不但恢複和壯大了自己的力量，而且沉重地打擊了明軍，逼得楊嗣昌自殺。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五節。《紀事略》寫道：“其時，賊倏東倏西，晨南暮北。官兵四麵追擊，轉戰數千裏。獻忠死而複蘇者再。”的確，當時能夠渡過困難，轉敗為勝，是同他們高速度的“以走製敵”分不開的。
流動作戰的另一個特點是分合不定，出沒無常。他們沒有固定不變的據點和進攻目標，他們不死守一地，不死攻一城，可以因時而異，因事而異，因地而異地打進攻戰，打破襲戰。孫子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又說：“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孫子·虛實、九變》。張獻忠的行動正是如此，“官兵多則竄伏，少則迎敵。搜山清野則突出郊關，及列陣平原又負險深箐。賊為主，兵反為客。”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三。古人所論的這種“主”和“客”，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鬥爭中的主動權。能夠“為主”，就是掌握了作戰的主動權，也即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這種“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於被打敗或被消滅。”《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50頁。農民軍有了這種主動權，加上速度上的優勢，就能四處擊敵，“東西數千裏遊食自如。我(指明軍)無所不守，彼無所不攻，如水入破甕，無可抵塞。”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首。這就使得明軍不得不分散兵力，四處防守，而張獻忠卻可“遊食自如”，節節勝利。在十幾年的戰爭中，明軍雖然數易統帥，如陳奇瑜、洪承疇、盧象升、楊嗣昌等，他們都離不了一種基本的方法——圍剿。可是這種方法在張獻忠麵前沒有一次奏效，都連續破產了。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對“飄忽若風雨”、”東西數千裏遊食自如”的張獻忠，是根本圍不住的。
第三，張獻忠除了采用靈活主動、以走製敵的戰略原則外，在戰術指揮上足智多謀，機靈果斷，能夠運用當時的具體情況，利用敵人的弱點，善於使用各種巧計，盡力以最小的代價，甚至不用代價而取得戰鬥的勝利，因而當時人多稱“張獻忠用兵最狡”《骨董瑣記全編·骨董三記》卷三《寒夜錄記張獻忠事》。。據記載，張獻忠曾認真鑽研孫子兵法《明季北略》卷十五、十七。，經常從古代戰爭，特別是古代農民戰爭中學習指揮藝術，劉在《五石瓠》一書中寫道：“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其埋伏、攻襲鹹效之。”因此，他能經常以種種神機妙算的計謀克敵製勝。麵對著張獻忠的種種巧計，明朝統治階級常常發出“真狡賊之難製也”之類的莫可奈何的歎息。
在各次戰鬥中，張獻忠總是盡力設法智取，並且取得了不少出色的勝利。如崇禎八年(1635)乘元宵節期，以三百人為內應巧取鳳陽；十四年，假扮明軍旗號賺取泌陽；次年，扮裝主考學使和赴考諸生而輕取當時明軍吹噓的“鐵廬州”等，而最突出的，是十四年初襲取襄陽的重大勝利。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五節。對付敵人的進攻，張獻忠則經常使用口袋戰，以伏兵殲敵。羅猴山大敗左良玉，黃陵城大敗猛如虎等幾次大捷都是用的這一戰術，效果很好。崇禎十三年在成都城郊，“預取土像數百置帳中，四麵懸燈而潛伏暗處”，一舉全殲前來夜襲農民軍的明軍的戰鬥，也是很突出的戰例。並且，張獻忠這種口袋戰術不僅在陸上，就是在水上，也曾取得巨大勝利。如崇禎十六年(1643)在湖南時，“左良玉遣王世泰、楊文富下嶽州。賊伏輕舟汊港，以巨艦載資重啖官軍。官軍爭利，攫之。而汊港輕舟出，夾擊。官軍大敗，溺死無算。”《罪惟錄·列傳》卷三十一。
張獻忠指揮戰事的足智多謀，還特別表現在他善於利用敵人內部的弱點，采取巧妙的計策來戰勝敵人。例如，他利用明軍官兵愛錢如命的特點，“凡獻忠他遁，慮追兵躡至，多以金帛遺地。兵利其所有，亦不窮追。”《明季北略》卷十六。此法不僅用以遏止追兵，還用來巧取城池，如崇禎九年(1636)，“十二月，獻忠駐營應城，故示羸。城中一僧勇而寡謀，率眾千餘出城。賊棄輜重走，眾爭取之。賊旋馬突至，斬僧，縱騎大殺無遺。城遂陷，知縣某死之。”《小腆紀年附考》卷二。這類以錢製敵的辦法，真可算是“知己知彼”，行之有效。
利用敵人弱點，很重要一個方麵是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例如明軍主將“平賊將軍”左良玉，自恃兵力強，功勞大，一貫驕橫跋扈，不奉號令，同明軍督師楊嗣昌有很大矛盾。崇禎十三年(1640)初，為是否入蜀問題和楊嗣昌意見分歧，數檄不奉令。楊嗣昌遂對左良玉生疑，認為左“跋扈難製”，欲將“平賊將軍”印授予賀人龍。左良玉風聞此事，懷恨在心，二人矛盾更大。這種情況被張獻忠掌握。當瑪瑙山戰敗之後，張獻忠率軍隱藏於大山之中時，左良玉以大軍圍困，形勢較為嚴重。於是張獻忠便派馬元利帶著大量金銀寶物去見左良玉，進行賄賂、離間。馬對左說：“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則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明史·左良玉傳》。而張獻忠在率軍轉移途中，又故意在各地牆上大書：“某日候戰，又不到”等字樣給楊嗣昌看，使楊嗣昌對左良玉更不信任，相互間矛盾日益尖銳，這就給張獻忠在四川的活動帶來很大的方便。
利用敵人弱點，巧妙戰勝敵人更出色的戰例是在張獻忠入川建國之後。當時，各地明軍殘部和地主武裝紛紛自立，各自為政，都想占山為王，節製他部。張獻忠利用敵人的這種心理特點，製訂了一個大膽而絕妙的巧計，解決了一個因敵人占據有利地形而極難取勝的地主武裝集團，消滅了大量敵人。此事載於《蜀碧》和光緒《射洪縣誌》等書，記敘較長，但極精彩：“獻忠陷成都，蜀中殘甲並草澤間諸忠勇，合兵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壁水，整飭甲冑，獻忠忌之。時閣部王應熊駐師遵義，去中江、射洪千餘裏，呼應不及。王又慎惜兵器，蜀之來言情與請劄付者，多不遂意。軍中舊官稱官，他惟稱義士，無以臨眾。忽傳山中有王，內江王也。使視之，容貌顧盼，英雄異常。軍中大喜，思得王監國，不受閣部節製。共往迎王，王至。歡呼相賀，因請視事，王不得已任之。遂於軍中設官職、定尊卑、安養百姓，訓飭士馬，十萬餘眾，無不帖然者。軍中亦為王建行宮、選後妃、備宮女、募內侍，又撥戰士充禦營。亡何，賊至。出師與戰，大敗。數戰數敗，軍中搖動。王乃自將兵出戰，大捷。賊益兵來，王又出戰，又大捷，生擒數百人，降千餘人，王皆編入禦營中。一日，獻忠自以大隊至。對壘，未合戰，禦營兵噪，各營驚亂。獻(忠)自外攻擊，禦營從內殺出，十餘萬兵，斬艾奔竄盡矣。內江王，蓋賊也(引者按：明內江王朱至沂已在成都被張獻忠所殺，事見同治《成都府誌》)。獻(忠)使之來，偽為王以破壞我師者。”從這一戰例中，我們不得不佩服張獻忠用計之妙。同時，這位能使“十餘萬眾，無不帖然”的假內江王如果沒有高度的機智與勇敢，也是決不可能成功的，從此也可見張獻忠農民軍的戰鬥素質之高了。
從上述幾個方麵看來，張獻忠的軍事指揮藝術是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的。毛澤東同誌說過：“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采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於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於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57頁。張獻忠正是這種能夠審時度勢的指揮員，因而能以率領農民軍在長期戰鬥中取得巨大的勝利。
第四，農民軍勇敢頑強、堅忍不拔的戰鬥作風，也是他們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
張獻忠農民軍的將士都是為了自己的生存，為了推翻頭上的壓迫者而戰鬥的，具有勇敢頑強、堅忍不拔的戰鬥作風。張獻忠本人就非常勇敢，“戰輒先登”，每次戰鬥都身冒矢石，親臨前線指揮。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也能堅持鬥爭，絕無任何灰心喪氣的表現。崇禎十二年(1639)冬天，作戰連續受挫，被明軍困於白土關，情勢比較危急，張獻忠對將士們說：“我自穀城突圍，轉戰千裏，身經數十戰，未嚐少挫。今至此，彼眾我寡，彼銳我疲，若非沉船破釜，大決死戰，則盡為虜耳。且死於墨吏，不如死於鋒鏑。”一席話鼓舞了大家的鬥誌，於是張獻忠“親冒矢石，率眾賊將奮死血戰，勇氣百倍。不逾時而數萬王師盡歸烏有”《紀事略》。。就是在平時，張獻忠亦能吃苦耐勞，“夜嚐不寐，裹甲微行，攜刀巡視”《明季北略》卷十六。。除張獻忠之外，農民軍其他將領亦多能如此。例如農民軍有一次在濟源與明軍曹文詔作戰，農民軍失利，“時有一人，青袍駿馬，手無寸刃，以馬鞭東西指揮諸賊，炮矢叢中，意氣安閑，斂眾而退。”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指揮員能如此鎮定自若，臨危不懼，廣大戰士當然能夠做到“無不盡力死鬥”了。由於張獻忠平日注重部隊的軍事訓練，提高其身體素質和戰鬥技能，加之年複一年的實戰鍛煉，因而廣大將士都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和對各種困難環境的適應能力，對於緊張的戰爭生活，完全成了家常便飯一般。有個明朝官吏，說農民軍將士對於作戰是“習慣自然，人無全麵，身無全體，鉛子、箭頭，處處皆是。閔不畏死，一聞兵至，樂如漁獵。我方望而畏之，彼已狎而玩之。”《平寇誌》卷六。崇禎十六年，張獻忠農民軍攻取吉安時，“一騎至吉安城下，城上聚觀，不為備。其人以鐵鉤援城半壁之樹，躍而上。守者驚潰，大隊馳入，城遂陷。”《小腆紀年附考》卷二。農民軍有如此勇敢的戰鬥作風和高超嫻熟的作戰技能，明軍當然不是農民軍之敵手。
農民軍在戰鬥中能英勇頑強，就是在不幸被俘時，亦能堅貞不屈。《柳軒叢語》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獻賊有美僮，名二孩子，時年十八，武藝絕倫。嚐與黃靖南(即明靖南侯黃得功)對陣。甫出戰，僮飛矢中其手。黃幾敗陣，怒甚，伏兵擒之。愛其勇，欲令降……僮堅不允，絕其食死。”《寄園寄所寄》卷九。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即有如此的大無畏氣概，整個農民軍的精神麵貌更是可想而知了。
上述四個方麵，就是張獻忠農民軍能以在長期戰鬥中取得巨大勝利的主要原因。當然，除此之外，明朝統治階級本身的政治腐敗、經濟衰頹、統帥無能、軍心渙散等也是農民軍得以勝利的重要條件，不過對於農民軍的主觀因素說來，隻能居於次要地位，這裏就不再加以論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