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還來自我對長篇小說文體的挑戰。從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最初的幾年，文學麵對市場時普遍采取妥協姿態。“小長篇”的泛濫是其直接產物。二〇〇四年初，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的潘凱雄來漢公幹。深夜突然來電約見。那天深夜，在亞洲大酒店頂樓的旋轉餐廳，聽說我在寫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他沉默著什麼也沒有說。半年之後的又一個深夜，已升任社長的潘凱雄突然來電話，開口就說，你那個百萬字的大家夥我要了！那時他並不清楚我寫的是什麼，除了彼此的信任，實在想不出還有別的什麼理由。要感謝的還有初版的責任編輯楊柳，對於此書的出版，我曾提出唯一的要求，責任編輯必須楊柳。那時我並不認識她，隻是風聞王蒙先生的書若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則指定由她責編。
《聖天門口》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令人滿意的。僅說謝謝是無法全部表達一位作家的心情的。但也有遺憾。《聖天門口》初版後，有些氣氛不正常。從交出電子書稿後，我就擔心書中有些章節難逃斧削。待到墨香撲鼻的樣書郵到後，匆匆打開來看，果然，自己最擔心的幾個章節，幾乎盡數刪去。後來，與潘凱雄見麵，談及刪節文字應該先與我說一聲，凱雄無奈地說，與你說，你肯定不同意，但又必須刪，所以就不與你說。聽著這樣的大實話，我隻能苦笑。
於我最關心的還是作品中“敵人”一詞。如果說《聖天門口》有出眾之處，其百萬字所描寫的近代中國生靈塗炭，紛爭不斷，卻沒有一次使用“敵人”一詞。當我意識到作為後人，我們不可能再將先輩同胞間的亂戰與爭鬥用“敵人”相稱。在初版的《聖天門口》中，有些文字在編輯過程中被重新用“敵人”來表述與形容。這樣的失誤，當然是我的不主動溝通造成的，而應當在編輯之初，就將自己的思索告知責編。
二〇一二年夏，在亳州與魏心宏聊天，雙方不經意地在寄語出版長篇文集的共識。那一刻，就想到給《聖天門口》出全本。心宏兄告訴我，書稿會交給謝錦責編，便更相信自己最近寫過的一句話：世間一切偶遇，全是久別重圓。《聖天門口》當初被廢棄了近二十萬字，與謝錦其時所約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彌天》的寫作有關。因為答應趕寫《彌天》，待回過頭來續寫《聖天門口》時，發現先前的感覺完全找不到了，而不得不重新開始。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太太，她用了整整半年時間，對照原稿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初版《聖天門口》進行訂正，太太是職業編輯，很多時候她對編輯職責的執著幾乎不顧我對筆下文字的獨特感情。實際上，很多時候，她是對的。換了別人，也許就遷就了那些不算錯誤，但也與正確有距離的文字。什麼叫一字情深？這也是一種表現吧！
二〇一三年五月於斯泰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