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種宏觀經濟指標均顯示，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速已經呈現出一個下滑的趨勢。在此格局下，正確認識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變得十分重要。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其主要推動和貢獻因素是什麼？近幾年來，國內、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經濟學家，乃至像張五常教授這樣世界著名的製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學大師級思想家，都曾一再表露這樣一種看法：改革開放後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這些年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從表麵現象上來看，這一見解好像是有某些道理的。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均把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作為考核各級政府官員行政績效的一個主要指標——如果說不是唯一指標的話。在這種所謂的“地方政府競爭”體製下，這些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從沿海到內陸地區，各級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經濟建設，都在招商引資，都在大搞開發區，都在大搞政績工程或形象工程，都在“上項目”和“發展市場經濟”，甚至都在搞“解放思想”，都在競相推出體製改革的措施，結果，中國的各級和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級和各地的最大“經濟發展總公司”。在從計劃體製向市場體製的社會轉型的一個初級階段上，這種地方政府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麵的競爭，無疑是這些年中國各地經濟粗放型和外延型擴張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從而給了人們這樣一種印象：是這種各級和各地的“發展主義政府”之間的競爭，才導致了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整體的快速增長。正是由於這種“地方政府競爭”是如此鮮明，乃至成為了當今中國經濟社會運作的一個“特征化事實”，就連張五常先生這樣名滿全球的製度經濟學大師和多年的“自由市場經濟”堅定信奉者，也相信這種中國改革開放後所組建形成的地方政府的競爭體製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且多次講目前中國的經濟製度可能是古今中外最好的。五常先生的這些判斷，恰與近幾年在國外和國內逐漸流行起來的“中國模式論”宣揚者的一些看法不謀而合。
現在的問題是：是否這些年中國高速增長的“真正原因”或“主要原因”就是這種“發展主義”政府的地方競爭？如果真是如此，所謂的“中國模式”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對於這個問題，這裏先不作直接的回答，我們不妨迂回地先問這樣一些問題：難道在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官員就不要發展經濟嗎？在過去中國的計劃經濟時期，難道就沒有地方政府之間在發展經濟和競相爭搶有限資源方麵的激烈競爭嗎？如果這樣問問題，我們就會發現，在計劃經濟時期，由於政府官員的提拔和升遷主要也是看其在所在地方和所主管部門“發展經濟”方麵的政績，各級和各地政府也存在“發展經濟”和“大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麵的激烈競爭，而且這種競爭機製在過去是如此激烈和畸形，以致在中國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躍進”時期的大煉鋼鐵、超英趕美、畝產十幾萬斤的“放衛星”，都是這種激烈的地方政府競爭所“逼出來的”結果。由此看來，難道那時候各級和各地政府就不是發展主義的政府？但結果呢？為什麼那個時候“地方政府競爭”和“發展主義政府”沒有競爭出我們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經濟奇跡呢？話說回來，難道毛澤東、斯大林和金日成等革命領導人當時都不想自己國家的經濟有個百分之十幾的年增長速率？那為什麼在20世紀數十年的計劃經濟實踐中一個都沒成功？計劃經濟的長期經濟績效被曆史事實證明是如此差？再往長一點看，在人類社會曆史上，包括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曆史上，哪個皇帝和將相不希望自己的王朝和帝國有快速經濟增長？但為什麼隻有在19世紀後西方各國和少數其他幾個發展國家，以及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中國，才有快速的經濟起飛？
現在看來，答案非常簡單：那就是在人類曆史上的絕大多數時期，尤其是在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時期，“市場的邏輯”沒有展開，市場經濟就像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那樣被捆綁著，因而，盡管各國領導人和革命領袖均有發展經濟的強烈願望，各級和各地“發展主義政府”之間也有著激烈的“地方競爭”，但推動市場經濟自發快速成長的發動機還是啟動不了，結果不但沒有競爭出“超英趕美”的國民經濟的真正“大躍進”，反而導致國民經濟長期停滯，甚至到了崩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