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麵對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的勢頭，中國央行開始實施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到目前已經7次提高商業銀行準備金率、3次加息了。盡管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1月份的消費者價格指數漲幅低於預期——同比增加4.9個百分點，人們好像鬆了一口氣，但目前看來，中國政府決策層可能還會繼續收緊貨幣政策。
為什麼數月來中國政府決策層采取了一緊再緊的貨幣政策？顯然是怕2011年中國通貨膨脹失控。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體內的廣義貨幣已達73萬億元，已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1.82倍。在許多人眼中，這巨量的貨幣流動性，好像是過去中國經濟快速市場化過程中積累下來的一個巨大“堰塞湖”，並相信它正懸在中國經濟的上遊，遲早會把下遊的大小河道溢滿，並把生產者價格指數和消費者價格指數不斷推高，因而管住這巨量流動性，不讓它從銀行儲蓄的壩中溢流出來，是央行的當務之急。這一邏輯是否成立？這一宏觀經濟管理思路是否對頭？
弄清這些問題，顯然是非常複雜的任務，需要深入的理論和現實思考，甚至需要用新的理論視角來觀察中國經濟與社會。作為一名宏觀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的外行，筆者僅根據自己最近所關注的一些文獻，談點自己的粗淺的直觀認識，以拋磚引玉，引起更多的內行人來探究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問題。首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近兩三年來中國宏觀經濟的演變動態，理清這巨量貨幣流動性是如何積累起來的，然後看能否慢慢從中理出個頭緒來。
反觀一下這幾年中國政府宏觀政策的變動軌跡，就會發現，從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第二季度，為了遏製當時已抬頭的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勢頭，央行就采取過最近這樣一緊再緊的貨幣政策。從2007年7月到2008年6月底，央行曾6次升息、12次提高銀行準備金率，甚至到最後動用了銀行信貸控製的“窗口指導”。然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麵對當時世界經濟衰退和中國外貿出口急劇下滑的嚴峻形勢，決策層來了一個180度的宏觀政策大轉向，推出了所謂的“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同時又促使央行采取了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2008年第三季度之後，銀行信貸就開始超常增長。2009年1月到3月，每月的銀行貸款都超過1萬億元，3月份竟達到貸款峰值1.89萬億。隨之，中國的M1和M2都有快速增長。2009年全年，中國的M1增幅竟高達32.25%，M1總量從2008年12月的16.62萬億增加到2009年年底的22萬億。2010年，中國的M1繼續攀高，到12月底，已增加到26.66萬億，在2009年的基礎上又增加了21.19%，兩年淨增了10萬億。同一時期，M2也快速增加——從2008年12月份的47.52萬億增加到2009年年底的60.62萬億，淨增了13萬億多，增幅也高達27.58%。2010年，中國的M2繼續快速增加。到2010年12月，M2存量達到72.58萬億，兩年淨增了25.1萬億。有點令人不解的是，在2009年全年銀行信貸極其寬鬆的情況下，中國的基礎貨幣並沒有增加多少，在上半年幾個月中都是負增長，甚至8月份和10月份的增長也是負的。這一期間，M0也沒有增加多少，隻是從2008年年底的3.42萬億元增加到2009年12月底的3.82萬元，全年僅增長了4 000億元。在M0沒有大幅增長的情況，在2009年5.38萬億的M1和13.1萬億的M2是如何創生出來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近兩年中國政府為應付世界經濟衰退和中國宏觀經濟增速下滑，最多隻是推出了一個所謂的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怎麼一下子就從一個叫“央行”的魔瓶中釋放出了這25億的廣義貨幣？
當今中國經濟社會中出現的這類問題，好像從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和經典的貨幣主義理論中很難能找到現成答案。目前看來，也許隻能從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明斯基（Hyman P. Minsky）、戴維森（Paul Davison）、卡爾多（Nicholas Kaldor）以及後凱恩斯主義（the Post-Keynesianism）經濟學家摩爾（Basil Moore）等為代表的內生貨幣（endogenous money）理論中去尋找一些理論解釋工具。因為按照凱恩斯主義流派的這一觀點，貨幣不是主要由央行外生供給的，而是“產生於為投資而融資和資本資產頭寸融資的過程之中”（見明斯基《穩定不穩定的經濟》中譯本第106頁）。按照這種內生貨幣說，在現代的信用貨幣體係中，不是央行增發了貨幣而導致物價上漲，而是資本資產頭寸的增加，以及名義工資和其他收入的增加，導致廣義貨幣在經濟體內部“內生地”創生出來，即是從PY→M，而不是像經典的貨幣主義所認為的那樣是從M→PY（見約翰·史密森《貨幣經濟學的爭論》第3章和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