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於那個時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動筆。
豈隻不敢動筆，我甚至不敢逼視，不敢諦聽。有時，我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存在過。如果不予懷疑，那麼我就必須懷疑其他許多時代的許多人物。我會暗自判斷，倘若他們真的存在過，也不能代表中國，但當我每次麵對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讓我們汗顏的篇章時，卻總想把有關他們的故事告訴異邦朋友。異邦朋友能真正聽懂這些故事嗎？因此也唯有這些故事能代表中國，能代表中國卻又在中國顯得奇罕和落寞，這是他們的毛病還是中國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陣怪異的風，早就吹過去了，卻讓整個大地保留著對它的驚恐和記憶。連曆代語言學家贈送給它的詞彙都少不了一個“風”字：風流、風度、風神、風情、風姿……確實，那是一陣怪異的風。
說到這裏讀者已經明白：我是在講魏晉。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著它，是因為它太傷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個心靈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僅僅是仰望一下，也會對比出我們所習慣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經習慣也就會帶來安定。安安定定地談論著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的各種文化現象似乎已成為我們的職業和使命。有時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再談來談去又有什麼意義？但真正讓我進入一種震驚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齡，畢竟會卻步、遲疑。
半年前與一位研究生閑談，不期然地談到了中國文化中堪稱“風流”的一脈，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種說法：能稱得上真風流的，是“魏晉人物晚唐詩”。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我帶的研究生，有好幾位在報考前就是大學教師，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後幾次見麵，魏晉人物就成了一個甩不開的話題。每次談到，心中總有一種異樣的湧動，但每次都談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唐翼明博士賜贈的大作《魏晉清談》，唐先生在書的扉頁上寫道，他在台北讀到我的一本書，“驚喜異常，以為正始之音複聞於今”。唐先生所謂“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晉名士在正始年間的淋漓玄談。唐先生當然是過獎，但我捧著他的題詞不禁呆想：或許不知什麼時候，我們已經與自己所驚恐的對象產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麼，幹脆讓我們稍稍進入一下吧。我在書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輕輕鋪開稿紙，沒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謹過。